从小学到中学，老师在课堂上一直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革命。而多数人从来都没真正触及过革命的本质。至于我，仅仅把革命理解为手持红语录本、贴标语、喊口号和给一部分人开批斗会，让他们跪着戴高帽。好在大学时代，老师不再谈这个问题。年龄稍大一点的学生、懂事早一点的学生也不再纠缠这个问题，他们有空时会去争论其他高深问题，会去老师那里套套近乎，会去隐秘的地方恋爱。至于年龄小一些的、不甚懂事的学生，则除了上课就是玩耍，有时为了食堂的菜该不该放辣椒而一连争论几个星期。人生意义问题，只在极少数喜欢哲学和天性忧郁的学生一个人端坐在一隅时才会有始无终地思索一番。如果帕斯卡尔知道我们当初的状况，一定很着急也很生气。他认为一个人是不可以不思考人生意义的，他对那些无动于衷于被剥夺自由、无所畏惧于被剥夺生命，却对失去职位和恩宠而暴怒和忧忿的人感到不解和愤怒，他直斥他们是上帝的敌人。如果他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和地盘上，他将见到多如恒河之沙的上帝的敌人，他和上帝将被围剿。
友人雷风隐用调侃的口吻说话总让人记忆深刻：牛顿问，宇宙第一推动力从何而来？然后又像是自我解嘲地说是上帝踢了一脚。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在掷骰子。刘易斯说，社会本身或许就是一个生物体，甚至宇宙本身或许就是一个生物体，人类或者星球只是其部分器官。可见，意义应该会有的，因为宇宙是有秩序的。在一个有秩序的系统里，其构成元素无论在系统的秩序内还是在整个系统对于环境的关系中，一定是有其终极意义的。
按照后一种说法，我们被上帝安排在他无所不在的秩序当中，因而就有了意义，其前提是宇宙属于上帝，上帝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这样的解释可谓一劳永逸，因而也是偷懒的解释，这或许可以安慰基督徒，但对于我们这些黄皮肤异端则几乎完全无用。
如果放到现在，在法国（我们这里呢？），安德烈·马尔罗大概不会说“如今，革命正起着过去所谓永生的作用（马尔罗《王家大道》）”这句话。当然，他这句话是对所有信奉上帝的人说的。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任何大革命时代的很多结论和口号都带着恶意的煽动和泯灭人性的狂热，多是靠不住的。所以，有人反驳马尔罗：非基督徒怎么办？如果永生从来就是神话怎么办？反驳虽则有力，但谁又能真的否认那些革命的狂热分子彼时彼地把革命当成生命的唯一呢？
昨见有人著文评价电视剧《知青》，毫不客气地批评它的编剧“美化了当时的生活”，并指出“在编剧看来，这段沉重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其意义只在革命、青春和爱情……”既然有人美化纳粹集中营，美化知青也就不足为奇。我想，编剧可能根本志不在美化，而是他坚信了革命的终极意义——就像马尔罗那样——它和人生的终极意义完全重合。
所以，对于不信神的人群，我们还是得思索曾以革命为人生终极目标的我们的意义。我同意雷风隐“意义应该会有的”这句话，因为这一命题充满怀疑、揣度和有限的自信。我不同意终极意义，因为在任何时候，终极意义都是一个反义词，它代表的是没有意义。就像绝对正确、绝对真理一样。
其实，大多数人在其一生的某个时刻（往往是黑暗时刻），特别是在某一个独处的寂静时刻忽地想起人生意义问题倒非罕见之事（只不过多半思考是没有答案的），我甚至可以说在那个专属于华夏子民的自由和思想被唤醒的特殊时期，思索人生究竟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我敢肯定在我年轻的时代是这样，现在则不然。 据说当代人全然摆脱这一问题羁绊，他们一面嘲笑思考这个问题的呆子，一面羞辱自己的先师。据说他们敢于如此的理由是确信找到了人生真谛：它竟然如此简单、平常而充斥于人世任何一个可以藏匿亦或是显摆它的地方。即便经过千百次交易，它仍然楚楚动人，充满卑鄙的诱惑。
有聪明人把人生意义进行分段解析，倒真能得出标准答案。比方说上学时要做三好学生，高中毕业要考上名牌大学，’大学毕业要找好工作，工作要拿高工资，拿了工资要找漂亮老婆，有了老婆要生个健康男孩……等等，到了七老八十，他的生活意义就在于子女能孝顺他，让他活过九十、活到一百，无病无痛、无疾而终。这样一来，人生的意义虽呈现多元化，显得杂乱不经，却倒是一个一个清晰可认、可供实践、可供体验。
按理说，把这些阶段性的意义加在一起，进行归纳和总结，应该能得出一个“终极意义”，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说，我们根本不可能得出概括性的、哲学意义上的“终极人生意义”的结论。
有人说，满足于人的动物性要求，如吃、喝、性；同时满足于人的神性要求，如爱、赞美、永生等，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有人要在吃喝和情欲上克制自己甚至是虐待自己？为什么有人喜欢诅咒、喜欢厌弃？
我有个善良而正直的朋友，每酒酣耳热，都要感慨他活在了最好的时代，并坚称自己已经找到并实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他最喜欢说的就是他有儿有女，工作轻松工资高，被人羡慕受人尊重，享受着社会温暖和家庭幸福，没有烦心事，因为所有需要行权尽责之事，都托付给政府代劳，“尽管效果差强人意，但人家不辞辛劳，你还有什么好求全责备呢？”我的朋友并没有回答什么是他的人生终极意义，他只说了他怎么满足、快乐和幸福。他猜他理解的人生终极意义是一种状态，对他而言是幸福满足的状态。
我说，你的想法让我想到马斯克的自动驾驶，马斯克坚称自动驾驶能解放司机并确保行驶安全远远高于司机驾驶。我倒是不怀疑马斯克的说法并坚信很快就能实现，但我有个问题，我买车的目的，代步只占了一半，另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是我喜欢开车，我渴望把握方向、脚踏油门驰骋于道路。可以说，当初以我的财力，若非想体验驾驶之乐，绝不会买车。所以，如果今后所有的车都实现了自动驾驶，我大概只会在疲劳、年老目眩和病痛难忍之时，才会把方向盘交给电脑。
我的朋友反问我：你以为你紧握方向就能行驶在自己的目标线上？就能享受驾驶乐趣？我们的路况真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那种乐趣？
我说，对此应该套用你刚才的那句话：尽管差强人意，但人家（机车）不辞辛劳，你还有什么好求全责备呢？
平心而论，我朋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我们的路况确实很糟糕，行驶的危险始终相伴。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开车，这就像有人偏偏喜欢走山石道，开烂泥路一样，有时穿梭蛇行于人车之中，也是一种乐趣。其乐趣的来源在于我被我自己掌握。这是一切乐趣最根本、纯正的来源。
只要自动驾驶的汽车保留人工驾驶功能，我也不会太过抵触。人工智能是未来的方向，它在解放人类的同时也加速地狱的进程。詹姆斯-乔伊斯曾借阴郁的老达菲（《悲痛的往事》）的嘲讽之口说：中产阶级把他们的道德交给警察，把艺术交给剧场经理。 我总觉得达菲说的是我的那位朋友。我有些担忧，却又似无必要。只要他们信托的不是全部，即不把生殖、吃喝、行动、坐卧的权力一并信托出去，就至少保全了自己的动物性，能够体验到动物交媾时的快乐，吃饱喝足、鼓腹而游于栅栏之中。
为什么谈论人生意义时要扯到自动驾驶呢？因为我觉得为人在世，就是一个私家车的司机。这辆私家车就是我们自身的全部。我们没有什么终极意义，但我们有目标，那个目标就是车毁人亡的地方。我们活着的任务就在于抵达那里，并尽量延时抵达。这种自己把自己送到终点，还要力求安全和延时的人生，便有了游戏的乐趣，因而产生了意义，这一过程被里尔克称之为“不可分享的远行（里尔克《死亡的经验》）”。此途中之意义是有限的，只限于路途之上。然则这种游戏注定是一个悲剧，也必定是荒诞的。在此我不再想引述希绪弗斯的事，那会有年年拈出破帽的嫌疑。我想引述帕斯卡尔的感慨：最后一幕若是流血的，无论全剧的其余部分多么美好，我们最后却把灰土撒在头上，于是它就只好永远如此了（帕斯卡尔《思想录》）。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把游戏玩下去。我们会一时醉心于这个戏耍生命的游戏，连喝彩都忘记。要想延时抵达，赋予这一过程以暂时的意义，就得自己把握方向。须知生命不在两端——天堂和地狱——她是世间最脆弱的存在。我们怎么可以偷懒把自己全盘信托给一个非人非神的谎言结合体呢？
我们不可以让别人抢夺我们的方向盘，更不能主动让渡掌控权，哪怕它是无私的机器人。因此，在我看来马斯克的自动驾驶技术便成为一种邪恶的象征，有了罪恶的寓意。它正夸口以解放我们的身体为手段而剥夺我们最本质的东西。
最后我想重复一段故事，好让我们在面对最严肃而沉重的问题时仍保持轻松和优雅。它来自小说《白日梦》，是以第一人称讲述的：
岁暮之时，江南大地总在每天的黄昏时起雾，雾气往往要持续到次日上午十点过后。有时一天都不能消散，会同这次日的黄昏之雾汇合。我从车载收音机交通广播里获知，在我进入高速入口五分钟后，这条国家级高速路东西九百六十公里内的所有出入口全被封闭，而且要一直封闭到元旦早晨九点。原因是大雾会一直持续到元旦上午。就是说，我和那些已经走在这条高速路上的所有司机们一样，要在这条路上开一个星期的车。交通台播放了公路管理者的命令：所有已经驶入高速路的车辆不准停下，要一直开，否则将被无人机击毙。那是交广路况女播报员叨叨妹凶狠的声音，不容置疑。天空中的无人机比蝗虫还多。高速路上所有的车都放慢了速度，因为他们要考虑燃油，要考虑行车的持续性，要坚持到一个星期之后的那个早晨。哀叹声、咒骂声、哭嚎声混杂在汽车引擎声和鸣笛声中，像一首正在演奏的杂乱无章的交响乐。只有我一个人把车开得飞快。我扫了一眼仪表盘，我的车速指针在一百一十公里每小时。我预估燃油还能持续八百公里。我开始放慢速度，思考应对之策。无人机在我车顶发出尖刻刺耳的警告。我渐渐失去时间概念，也不再觉得路边的景况有什么变化。可能过了三小时，也许是三分钟，我忽然就想到游戏这个词，它属于我的少年，青年时期在叔本华的书里读过。现在我又想到它，它的性质一点没变，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游戏。显然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死亡游戏，若想活下去，只能靠奇迹。我决定不按套路出牌。在我的小车发出多次燃油枯竭的警告后，我看到了一个高速出口：梦渡。此时一架无人机呼啸着俯冲下来，从我的前挡擦过，并撂下一句听不明白的狠话。等它冲向高空盘旋之际，我忽然加速，以120公里时速冲向出口，升降杆和鹿角路障被我撞飞。我成功了。收费站岗亭里只有一男一女，由于他们一丝不挂，无从判别他们的身份。他们在交媾，吸附缠绕着，无暇顾及我这游戏规则的破坏者。他们决定放我一马，厌恶地朝我呶呶嘴，要我赶快离开。事后我才知道，我是这场游戏唯一幸存下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