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文兄的母亲走了。
我和妻子说，“这一次，我是一定要去他老家的，陪伴这位大学好友走过他乡村岁月中最后的悲情时候。”“我开车送你。”妻子小声说，她在南方见过先文兄母亲两次，也深知我与大学室友先文兄之间的感情。她说这话时，我看到她眼眶是湿润的。
我还是没有让她送我，人生原本已经多难，何必让她涉及我们兄弟间一段悲情的泥潭。我坐车到江北那个县城里，叫一个当地的朋友开车送我去先文兄的老家。我知道，从今往后，他便成了一个千里之外异乡的游子了，继续此生完不了的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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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文兄的老家在江北一座县城的乡下，我上一次去他老家还是读大二时陪他过长江回乡下老家退亲，弹指间也快四十个春秋了。
先文兄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祖祖辈辈，包括他的四个妹妹们都没进过校门，跟着长辈面朝黄土背朝天，在泥巴里讨口饭吃。他小时候看过几本小说，立志发奋读书，终成那一带江畔水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到大学报到前一天，他还在农村干活，一季“双抢”中晒得黑不溜秋的，看上去比同龄同学要大好几岁。我报到时，大姐夫在我将去的那所大学城里做建筑工人，大姐送我，父亲送我们到车站时跟着挤上客车。那时已过中秋，霜重天冷。我们路上走了两天，父亲一直赤着双脚。要进大学校门前，我从背包里掏出母亲为我赶做的一双布鞋，逼着他穿上。他到路边沟里反复在凉水里搓洗双脚，拽下肩上的大手巾擦来擦去，才肯穿上那双布鞋。我逼他穿上布鞋，一是担心他冷，更多是怕他在还未谋面的大学同学面前丢脸。先文兄报到是只身来学校的，他跟我熟悉后告诉我，父亲也非常想跟着来看看大学长什么模样，可是他连县城也没去过，独自回家可能连路都认不得，也担心一个农民赤脚打巴掌的到大学里丢人现眼，就坚决没让他跟来。
或许因为相似的苦难经历，我们从农村草田埂上走出来的大学生当时心里都非常自卑。我考大学汉语拼音5分一分不会，进了大学到食堂窗口买馒头时，操一口方言土话，把“一碗粥，两个大馍”讲成“一窝祝，两个达摩”，打饭的阿姨笑弯得前仰后合，羞得我从此后不再去她的窗口排队。我报到路途中坐长江轮船，凭栏远眺滔滔长江时，见一个青年学生也在观涛。各自方言很重，大致知道我们是去同一所大学报到，后来居然是同班同学。这位现在担任沿江某市领导名叫汪宜武的同学，去年见面时他仍说自己工作后的前十年都自卑，再十年自强，后十年自信了，现在风轻云淡了。
自卑像把双刃剑，既让我与先文兄、汪宜武这样草田埂上走出来的农村大学生发奋读书，也促使我们比别人更用心在茫茫人世中寻找方向与位置。我与先文兄又因为爱好文学，痴迷路遥，都渴望当一个作家，课下谈论的总是诗与小说创作，我们俩走得更近一些。有一年春季，我与先文兄照例到校园后面的山坡上晨读，回来路上见一片麦地，金黄色的麦浪甚是喜人。我说儿时青黄不接时最期盼麦子熟时，母亲用新麦面擀面条，面条汤里放上一把苋菜，红红的颜色，那是饥饿了一个冬末春初后的第一顿饱饭。先文兄给我讲了一段亲历：麦子熟时，已快临产的母亲天还没亮就撑着去割麦，天亮时他去麦地送早饭，看见她母亲身后一条斑斑的血迹，前面是跪在地上割麦的母亲，他哭了。
我与先文兄读大学时，差不多每逢星期天，我们俩早上在食堂多买几个馒头，用玻璃瓶装上凉开水，各自背着一个书包，结伴走进深山访贫问苦，学着搞山村农民生活情况的调查。到采石场帮采石人砸石头，到长江边与撒网归航的渔家聊江上日出与晚霞。冻得要命时，在长江边燃起一堆篝火取暖。那时候，再远的路都靠双脚走，夜晚疲倦不堪走回学校，我们俩借助走廊、水房的灯光创作。三十多年后，同宿舍的吴瑞祥同学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其中写到那时我每天晚上写日记，“我们一觉醒来时，何显玉还在写日记。也不知道他一天究竟经历了哪些事，哪有那么多事情写呢？”
2
我和先文兄在学校很难引人注意，可我们俩有两件事情却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件，我陪先文兄渡过长江去他江北乡下老家当着家长们的面解除他与表妹的婚约。
那段青春的岁月里，我们迷恋路遥小说《人生》，高佳林就是我们原本的形象，而巧珍则像极了先文兄的表妹，一个庄稼活样样精通、贤淑能干的乡下姑娘，就是一字不识。我从上初一开始，就有人一直要把我二姐干妈的小女儿许配给我，也是一字不识，比我大一岁。我一直抗争不从，考上大学后自然就少了“退亲”的烦恼。先文兄定了舅舅的女儿，母舅大似天，他一直要翻盘，就是翻不动。读了大学后，他有一阵子像祥林嫂讲阿毛的故事一样，见面就说他的巧珍，终于鼓足勇气给舅舅写了一封信，要回老家当着家长们面退掉这门亲事。
临行前，他拖着我去给他壮胆。
我们俩辗转走到他母舅家门已是傍晚，没人出来迎接，只有一个小姑娘燕子一样飞出屋外，往池塘边报信去了。我们俩弯腰钻进低矮的泥巴墙草屋里，才看清大桌两边端坐着七八个老人，全都闷头抽烟，也不跟我们打招呼。先文回来之前，写信告诉了回来的日期，言明此次来就是退亲，所以这些长辈早就严阵以待，不怒而威。先文嗫嚅着喊了几声长辈称呼后，把我介绍给他们，就缩着身子躲后面了。
这场埂仗，明摆就让我打头阵了。
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这些长辈们说：“我们是新时代的大学生，以振兴国家为己任，学成本事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为人类事业奔波操劳。以后根本顾不了小家，也会拖累家人。所以……”说得激动处，我站起来向着这些有些愣神、停止吸烟的长辈们演讲。
恰巧此时，屋外一个挑一担水的姑娘从远处走来。刚才那个飞出来的小丫头站在门口大喊：“表哥，我姐姐回来了。”挑水的姐姐踉跄跄跌倒在地，两只手抓着绳子往里一拽，两只水桶里的水全部倾倒在自己身上。这时候，蹲在屋角的先文兄似离弦的箭一样飞出去，扑过去把起倒地的姑娘，搀扶着湿淋淋的她穿堂而过去了后屋……
先文兄毕业后还是回到了江北老家，在一所完中教高中语文，两年后他带的毕业班创下了当地高考的新纪录，只是他依然继续着“退亲”斗争。他结婚前很绝望的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详述了他抗婚的历程。说父亲为此事上吊被人救下来，然后天天在家磨镰刀，说如果悔婚就抹了脖子，最后只好妥协与表妹“巧珍”结婚。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只好向现实妥协，从此以后，人世间万般美好的爱情就埋葬在这乡下的婚姻里了。”
3
先文兄是那种投缘时肯割头给你，看不惯时都不肯多看你一眼的人。他在家乡书虽然教得好，却从不肯与上面人客套。领导说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他也不肯屈意奉承。他终是不肯低下头颅，也不想过这种“憋气”的日子，只身前往南方去谋生。凭着过硬的教学本事，在泉州一所高中执教。他原本想借此机会逃婚，在南方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爱情生活。性格决定命运在他的身上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他稍微安稳之后，还是回来接走了妻子与女儿，给文盲妻子寻觅到了一份正式工作。
二十年前，先文的父亲过世后，母亲独自在乡下精神一直不太正常。他不放心丢下母亲在乡下，便带往南方跟自己生活。他母亲的病时好时歹，好的时候尚能生活自理，发作时候跑得连人影也找不到。先文兄好几次在水沟里发现了母亲，她头顶着水浮萍藏着。一次次将母亲送往医院治疗，也不见起色，严重时半天不见到儿子就以为儿子被人抓走了。那些年，先文兄正处在事业最繁忙的时候，也时常要外出参加各类教学活动，他只好央求“巧珍”善待可怜的母亲，“巧珍”也因此一次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家庭生活中。先文兄有时从南方送母亲去妹妹们家，路过合肥时，我陪他喝酒，他唉声叹气，“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教学特别忙，老母亲只好依赖老婆照看，不然母亲连饭也弄不到吃啊。”由此联想到我与先文兄同班同学、现在华南师大当硕士生导师的教授同学跟我们说，自己外出参加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时，也要带着母亲，好方便照顾母亲，生怕大别山里的母亲受到一点点委屈。先文兄每次路过合肥，只有酒特别多的时候，他才跟我谈论文学，就像一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一样，从不肯轻易提起的昔日恋人，不是不想念她，只是把她埋藏在心海最深处而已。一旦忆起来，铭心刻骨般的疼。疼至深处，先文兄泣不成声。他哭的已不再是爱情，而是向生活妥协后，为了生计连自己最钟爱的文学也丢弃一边了。
这些年，我多次去泉州看望先文兄，他都欣喜不已。有一次，我与大学同学孙叶青等人到厦门，他闻讯后专程赶赴厦门陪了我们好几天，最后非要我们一行人去泉州，他安排食宿，带我们参观游览了好多地方。我们临别时，他领我们一行人到一家名牌制衣公司，逼着我们各选一套行头，连鞋子也有。先文说：“我在南方无依无靠，你们来了就是我最亲的人。”说得大伙儿动容，一位原本不认识先文兄的薛大姐悄悄跟我说：“张老师也是真心的，他是想告诉老同学他在南方奋斗得还不错，你们就不要伤了他的自尊心。”那一次，仅买衣服至少花掉了先文兄上万元。
这几年，我离别都市在江南山间过着与群索居的简单日子，先文兄专程从南方到皖南山中看过我三次。他是担心我那么热闹的一个风云人物，忽然这么一个人生转身，肯定是遇到什么坎儿了，他过来陪陪我。尽管事实上我确实遇到了坎儿，只是能扛过去的再回首时也不是什么大事了。犹如人们常说的，人生除了生死，其他所有一切磨难都只是擦伤。所幸我还活着在，能够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自己钟情的追求，此生夫复何求？先文兄一直以来在文学的构思与想象能力方面都比我强，我至今有时写作陷入困境时，向他讲述后，他都能极其巧妙的“拉瓜扯藤”，开启我的思路，丰富我的想象力，创作溪流中总能注入新水源。他屡屡说，等退休了也进山中来，我们看山看水看美女，共同创作出一些好作品，将来流传人世，也不枉我们此生人世间走一趟。
先文兄不是说着玩的，他今年暑假到江北乡下将老家的旧房子请人翻新，整整吃住在“工地”一个夏天。其间我几次邀请他来江南山中稍微放松几天，歇歇，他也舍不得离开“工地”，昼夜督战。只有一次我在他家隔江的城市，硬逼着他过江来小聚两天。他说将老屋改建好了，送母亲回老家住。自己退休了就回来陪母亲一起生活，有空闲时过江与你一道搞文学创作，这辈子不弄几部精品著作出来，死不瞑目啊。
4
我到了先文兄家老屋，在他母亲灵柩前磕了三个响头，帮他张罗一些事情。我的到来，先文兄很是欣慰，也看得出来他内心是很恐慌的。这种纠结与挣扎，我去年春季就有过。我母亲病重期间，我心里慌得很。父亲去世时，家里一切由母亲张罗，我只是悲伤，不操心其他事情。这次母亲要离别人世了，我是家中顶樑柱，姐姐妹妹们都指望我拿主意。母亲就要离去了，我在外谋生半世终要成游子了，内心的凄凉感无以言说。那段日子里，孙叶青同学隔三差五去县城陪伴我，我能从中获得一丝支撑和力量。如今，我当然明白我辗转来陪着先文兄给他母亲守灵，给他内心的支撑添了许多力量。
那天晚上的寿宴后，乡村乐队还在先文兄老屋前没有走。我想到这是先文与母亲这一生一世最后相伴的一个夜晚了，我请乐队不要走，吹奏些好听的曲儿，热闹热闹。我加了领头人的微信，现场给他转了一笔钱，问他可行？他大出意外，非常满意，振臂招呼队友们：“兄弟姐妹们，今晚都铆足了劲，拿出看家本领来。”音乐响起来，热闹、好听，就要散场的亲朋好友们转身留下来欣赏。我也酒劲上头，窜入乐队里手舞足蹈当起“指挥”，把我平生所学的“武功”都用上了。十几个乐师兴奋无比，吹奏得更加起劲了。乡村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又不好意思笑，就那么静立在冷风中看看这场热闹……
夜深人散去，我陪先文兄给母亲守灵时，他的四十年前的那个“巧珍”样的媳妇过来跟我说：“何大哥，你今晚吵得我母亲都睡不着了。”先文说：“一个作家来了，全村人明天都会写诗了”。
我陪着先文兄将他老母亲骨灰入土后，就不辞而别走了。我妻子打来电话，让我发个位置给她，立即开车来长江北畔某地来接我，她说：“你肯定很累，别再辗转倒车了。”回到江南山里的当天晚上，我早早就睡了。次日早上看到先文兄夜里给我发了好几条微信，其中一条是：“老弟，非常感谢，非常对不住，非常想下辈子还是好兄弟”。一个原本应该是非常浪漫的诗人，被生活打磨得只会说这么直白的大实话了。
先文兄，我与你和孙叶青等十几岁时的同学，现在多已家乡成故乡了，我们也注定此生要继续漂泊。有时想想，人活着，无论怎么折腾，可很多时候我们无论曾经的风雨、曾经的过往、曾经的爱恨，我们一次次与岁月温柔的交手，与命运秘密谈判答成契约，原来，我们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向生活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