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看历史》于2007年创刊，由成都传媒集团出品。这本号称”中国第一本以全新视角讲述和解读历史的人文杂志”，曾经给喜欢历史的人们带来无穷欢乐。可惜后来先是纸质版休刊，转战新媒体；再后来，连网上的微信文章也没了影儿。作为追随了N年的忠实粉丝，从此再见不到这份刊物，委实心中遗憾。这里贴几则读后感，以示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入蜀记》：看成都
试着网购了一期《看历史》，看到封面上“入蜀记”三字，就猜想八成是本成都人办的杂志，呵，果然是呢。里面以近一半的篇幅大书特书成都的前世今生，历数了中国历史上文化精英入蜀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是秦汉时期，能吏李冰与文翁从治水到兴学，让古蜀改变了蛮荒之风，不但与中原正统文化接轨，更开风气之先，以自己浓郁的特色促进了中原文化的进步与成熟。第二次是大唐，从初唐到中晚唐，由于中原内乱严重，从皇帝到文化人纷纷选择了蜀地，皇帝以之作为退避的根据地，而文化人则将之作为谋生与创业的主战场。到两蜀割据时期，成都不但是到当时中国的第一大都市，而且是当时文学艺术的最大中心，一是文学中心，一是绘画中心，留下了包括杜甫诗作、大慈寺壁画等千古佳作，不但与汉代的兴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而且预先开启了两宋时期的繁荣局面，所以作者总结说：没有唐代的杜甫入蜀，就没有宋代的苏轼出川。第三次是民国抗战时期，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成都华西坝成为众望所归，荟萃了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中国最好的五所教会大学，云集了陈寅恪、吴宓、钱穆、梁思成等大师，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地标，完全可以和现在为人所熟知的西南联大相媲美。读书求学的条件无比艰苦，但学生能安静下来求学，教师也能安然教学，让中华文化弦歌不辍，华西坝功不可没。为何当下身处西部的成都不仅毫不落伍，而且洋气十足，原来是有底气的，因为文明是一直绵绵流淌而且日益精进，不像开封，千年之前引领世界潮流，千年之后碌碌无为。身为成都人，应是蛮自豪的！
《中国刺客文化：士为知己者死》：豫让诠释了“士”
你知道“士为知己者死”的第一人是谁吗？他是被誉为“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的豫让。话说当年正宗的刺客并非为今天所谓“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现实主义派，会为各种龌龊理由铤而走险的贬义角色，却是浑身剑胆琴心的侠义之士，在那个崇义尚德的年代被人高看，就是到今天我们也会为其忠行义举唏嘘感佩。在西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一》中，晋人豫让先做了范氏、中行氏的家臣，但都未受重用，后辗转到智伯家立马收到礼遇，主臣之间惺惺相惜。后来智伯成为晋国执政，联合魏氏韩氏二家整治不听话的赵氏，不料赵襄子凭三寸不烂之舌让魏韩阵前倒戈，智伯被杀，晋国反被三家所瓜分。智伯门客豫让从此将复仇之事作为了终身大业片刻不忘。首先他潜入赵宫当个厕所修理工，但他当刺客着实不在行，三下两下就露出破绽，被赵襄子所擒。其实赵襄子也不是个简单的小角色，反有一副宽广胸襟，居然没有与之计较，轻松地把他放了。但豫让并不感激涕零，复仇之心不仅未曾稍减，反而越烧越旺。他将自己彻底毁容：把漆涂满全身，使皮肤烂得像癞疮，又剃光胡须和眉毛，假扮成乞丐上街要饭。过了一段时间，他还觉得自己的声音碍事，就活活吞下火炭，彻底变鸭公声气。如此这般辛苦，他后来刺杀成功没？还是没有！赵襄子的马儿走到某桥时忽然受惊，襄子立马联想到刺客驾到，三下五下，刺客豫让又被拿下。心胸开阔的赵襄子还在犹豫该怎么处置他时，豫让先有了决断：他让赵襄子把衣服借来一用，象征性地在上面刺上一刀，以精神胜利法的方式向泉下主公交差，这一仪式完成后，他引颈自刎，追随主公而去。据说他死后，赵国之士闻之，无不泣涕。——那真是个纯真的年代。话说那些直肠子的人，真该活在那个年代。
《一场“泥腿子”与洋博士的完美邂逅》：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民国时期的河北定县是中国传统农村的典型，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平民教育运动样本。80年前，一批留洋归来的大知识分子在这里播种理想，耕耘希望，科学实验，传播现代文明，与当地农民亲密无间地奋斗了10年，将定县塑造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他们首先把自己彻底农民化，打消与农民的隔膜，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然后想尽千方百计，用农民能够接受的方法慢慢引导他们，循循善诱，循序渐进，让大字不识的人们渐渐能写出简单的字，据说拼音识字法在成人中的运用和推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让一年洗不了两回澡的人（更恐怖的说法是女人一生只洗两回——出生后第三天和出嫁前一天，那是神马感觉？）有了卫生追求，还有医疗水平、农作技术、农具改良等都慢慢征服了农民的心，渐渐地做出了成效。时人评价这次试验非常成功，以致影响力“飞渡黄河，跨过昆仑”，由河北而四川，由中国而菲律宾、泰国、印度、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乡建运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群“海龟”，本来可以作为哈佛、柏林、斯坦福、早稻田等世界名校的毕业生，留居欧美，一生安稳；回国也容易跻身上层，终身优裕。而他们竟视荣华富贵如粪土，跑到偏远的乡村，与老农扪虱而谈，吸老农沾满口水的旱烟管，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如此地不可思议，傻得可爱。这与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那些出自富贵家庭的仁人志士，为何选择了抛头颅洒热血一样，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怀抱了一颗仁爱之心、报国之志，为了信念和事业不屈不挠，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慷慨付出。他们拥有儒家的“澄清天下之志”，具有圣徒般的热忱与献身精神。也多亏了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这些“傻子”，我们的文明才会不断向前。
《古代地方官那些事儿》：吏治不可松弛
中国的历朝历代其实都是十分注重地方吏治的，因为统治者们深知地方是帝国大厦的根基，根基不稳，全盘皆输。所以在地方上设主政一方的官吏，同时除在中央设监察司派钦差随时下来检查公务，还直接派遣一个地方政务监督官，虽然名义地位略次于地方长官，但实权极大，其职能，既是地方官的副职，同时又有监督地方官员的作用，他们甚至有权直接给中央写信。吏治畅顺的时候，往往国家兴盛，一旦吏治废弛，则民不聊生，国无宁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的由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英勇豪迈的抗战歌曲在80多年后被人唱起仍是那样荡气回肠，充满战斗的豪情和必胜的信心。1933年3月的喜峰口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役，装备简陋的西路军第29军用传统的中国大刀，凭借着血性和民族情感，战胜了拥有优良装备的日本鬼子。日本鬼子虽然也有军刀，但日本刀更侧重于工艺性与观赏性，根本无法与实用性强的中国刀相比，所以在这场大刀之战中，中国大刀完胜于日本军刀。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的良好气势，长官身先士卒的优良作风（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张自忠亲临前沿，指挥督战；109旅旅长赵登禹冲锋在前，裹伤陷阵），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情怀，这些无不让我军战斗力增加百倍，捷报频传，《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唱彻华夏。此役让日军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60年未有之侮辱。”像喜峰口这样让国人扬眉吐气的战役，我们宣传得怎样？现在好些抗日剧都拍成了神剧，不晓得喜峰口这样的战役有无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