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突然电话响起，接起来，原来是李富老师的。李老师告诉我，他在《昭乌达报》1969年文艺版，建国20周年专刊页面上发现了我的诗歌。他说，你可能都忘记了吧，50多年了。我恍然想起，那肯定是我年轻时热血沸腾的产物，记不起来是写了些什么样的豪言壮语了。算一下，上个世纪的1969年，到现在整整是53年的光景了。
我对老伴说，那个时候咱就是文艺青年，有诗作在地级报刊上发表了。老伴撇了一下嘴，并没有赞美的话儿。我虽然有些扫兴，却也是思绪万千，想起了当年许多的往事。
那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日子。我刚刚被作为“知识青年”，还乡“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年代。那时，我刚从学校初中毕业回家，“红卫兵”小将“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砸烂旧世界，一心干革命”的“革命”热情还没有消退，斗志依然昂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闲暇时间，我也是“革命激情澎湃”，堪称是“文思泉涌”，写了四段诗歌，共计十六行，誊写清楚，买了信封，花8分钱寄到刚刚恢复《昭乌达报》报社，没想到，居然还被革命编辑采用了。
那是我还乡当知识青年的第二年，自己觉得是在赤峰“大城市”念过书，还在学校参加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在北京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现在回到家乡了，应该是“继续革命”不停步！
我记得，当时曾经带着几个小青年，去小学“造反”，去清算校长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当时，那所小学校长是朱明朝老师，年龄大我将近20岁吧，在村子里都管我父亲叫“二叔”，以往我都是以长兄的规格尊敬他。现在，找他“造反和革命”，虽然气势汹汹，却也很心虚。这样，和人家朱校长辩论了一番之后，居然找不出人家的什么“路线”啊，“方针”的“反动”之处，人家没有毛病，造什么反啊！于是，我们几个便“铩羽而归”了。
而后，在劳动中，我们小队，有一个姓于的小青年，他应该是大我一岁吧，算是同龄人。他说话有些口吃。当我宣传伟大领袖时，他居然结结巴巴的说，我我我看还是刘少奇好，他那个那个给给了“自留地”， 要不然，就就得饿死！
我那时革命觉悟很高，对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打到刘少奇那是坚决拥护。当然不能容忍他公开站在反动立场上，那样歌颂刘少奇。就在辩论中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到刘少奇”一类的“革命”口号。而这小于，居然喊出了“刘少奇万岁”口号，还一点也不结巴！我们对于他的嚣张，也无可奈何。其实是，我自己也心里承认，那挨饿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啊！我清楚的记得，三年自然灾害中，我一个10岁的孩子，喝菜粥一顿能喝5大碗！肚皮撑得大大的鼓鼓的，薄薄的一层皮，甚至能看见肠子！吃糠吃得拉不出屎来，只能找锥子或小木棍剜、扣啊！那时候，有一句不敢让干部和革命派听到的顺口溜：“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吃不饱！”那小于说给了自留地之后才不太挨饿了，那是实话。只是觉得自留地到底是刘少奇给的，还是毛主席给的，说不清楚。但是，刘少奇的“罪状”就有“三自一包”啊！
辩论归辩论，我们谁也没有要“举报”、“揭发” 他“反动思想”的革命觉悟。时隔不久，公社革委会来人调查了。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上午，公社革委会一个姓王的，带着手枪，到我家来取证。我们家属于正牌的贫下中农，父亲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村里当了多年干部，我当然是“根红苗正”了。那时我父亲刚刚退下来不久，和公社的人都熟悉些。当我父亲听说我们辩论的事情，还有那小于的“反动言论”问题，叹了一口气，盯着我的眼睛，问：“是那样喊来吗？”
我看出了父亲的意思，他那是不愿意让我作证。于是，我就支支吾吾，说些“记不得”、“不清楚”一类的话，终于没有给出一份证明材料来。
那王委员顿时发怒，但又不好和我的父亲翻脸，就气冲冲的说，我还不信了，在你们队我还找不到证明人？
于是，我们便担心起来。果然，有一个小姑娘给出了证明材料，不久，那小于便被五花大绑的带到锦山关押和游斗，急的小于的父亲老于——他也是结巴，比小于还厉害——求人写了“联名具保单”，挨门挨户的求人盖手戳、签字、按手印，而后又风尘仆仆的奔波，到锦山结结巴巴的求爷爷告奶奶，送上“联名具保”材料，才把这小于给救回来了。
那小于回来时，小分头没有了，脑袋光光的，可老实了，再也不喊“刘少奇万岁”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再也没有辩论的兴趣和对手了……
李富老师是赤峰日报高级记者，网名“犁夫”，是一个勤勤恳恳笔耕不辍赤峰文化名人，以前曾经对我多有帮助。这次他又找出了我年轻时，约等于“革命口号”罗列的“诗篇”，让我想起了我那以往的“革命历程”，是不是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的“革命”，还有些吃不准。
谢谢李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