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革命诗歌及其他

那天中午,突然电话响起,接起来,原来是李富老师的。李老师告诉我,他在《昭乌达报》1969年文艺版,建国20周年…

那天中午,突然电话响起,接起来,原来是李富老师的。李老师告诉我,他在《昭乌达报》1969年文艺版,建国20周年专刊页面上发现了我的诗歌。他说,你可能都忘记了吧,50多年了。我恍然想起,那肯定是我年轻时热血沸腾的产物,记不起来是写了些什么样的豪言壮语了。算一下,上个世纪的1969年,到现在整整是53年的光景了。
我对老伴说,那个时候咱就是文艺青年,有诗作在地级报刊上发表了。老伴撇了一下嘴,并没有赞美的话儿。我虽然有些扫兴,却也是思绪万千,想起了当年许多的往事。
那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日子。我刚刚被作为“知识青年”,还乡“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年代。那时,我刚从学校初中毕业回家,“红卫兵”小将“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砸烂旧世界,一心干革命”的“革命”热情还没有消退,斗志依然昂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的闲暇时间,我也是“革命激情澎湃”,堪称是“文思泉涌”,写了四段诗歌,共计十六行,誊写清楚,买了信封,花8分钱寄到刚刚恢复《昭乌达报》报社,没想到,居然还被革命编辑采用了。
那是我还乡当知识青年的第二年,自己觉得是在赤峰“大城市”念过书,还在学校参加了“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在北京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现在回到家乡了,应该是“继续革命”不停步!
我记得,当时曾经带着几个小青年,去小学“造反”,去清算校长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当时,那所小学校长是朱明朝老师,年龄大我将近20岁吧,在村子里都管我父亲叫“二叔”,以往我都是以长兄的规格尊敬他。现在,找他“造反和革命”,虽然气势汹汹,却也很心虚。这样,和人家朱校长辩论了一番之后,居然找不出人家的什么“路线”啊,“方针”的“反动”之处,人家没有毛病,造什么反啊!于是,我们几个便“铩羽而归”了。
而后,在劳动中,我们小队,有一个姓于的小青年,他应该是大我一岁吧,算是同龄人。他说话有些口吃。当我宣传伟大领袖时,他居然结结巴巴的说,我我我看还是刘少奇好,他那个那个给给了“自留地”, 要不然,就就得饿死!
随便聊聊的图片

我那时革命觉悟很高,对紧跟毛主席干革命,打到刘少奇那是坚决拥护。当然不能容忍他公开站在反动立场上,那样歌颂刘少奇。就在辩论中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到刘少奇”一类的“革命”口号。而这小于,居然喊出了“刘少奇万岁”口号,还一点也不结巴!我们对于他的嚣张,也无可奈何。其实是,我自己也心里承认,那挨饿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啊!我清楚的记得,三年自然灾害中,我一个10岁的孩子,喝菜粥一顿能喝5大碗!肚皮撑得大大的鼓鼓的,薄薄的一层皮,甚至能看见肠子!吃糠吃得拉不出屎来,只能找锥子或小木棍剜、扣啊!那时候,有一句不敢让干部和革命派听到的顺口溜:“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吃不饱!”那小于说给了自留地之后才不太挨饿了,那是实话。只是觉得自留地到底是刘少奇给的,还是毛主席给的,说不清楚。但是,刘少奇的“罪状”就有“三自一包”啊!
辩论归辩论,我们谁也没有要“举报”、“揭发” 他“反动思想”的革命觉悟。时隔不久,公社革委会来人调查了。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上午,公社革委会一个姓王的,带着手枪,到我家来取证。我们家属于正牌的贫下中农,父亲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村里当了多年干部,我当然是“根红苗正”了。那时我父亲刚刚退下来不久,和公社的人都熟悉些。当我父亲听说我们辩论的事情,还有那小于的“反动言论”问题,叹了一口气,盯着我的眼睛,问:“是那样喊来吗?”
我看出了父亲的意思,他那是不愿意让我作证。于是,我就支支吾吾,说些“记不得”、“不清楚”一类的话,终于没有给出一份证明材料来。
那王委员顿时发怒,但又不好和我的父亲翻脸,就气冲冲的说,我还不信了,在你们队我还找不到证明人?
于是,我们便担心起来。果然,有一个小姑娘给出了证明材料,不久,那小于便被五花大绑的带到锦山关押和游斗,急的小于的父亲老于——他也是结巴,比小于还厉害——求人写了“联名具保单”,挨门挨户的求人盖手戳、签字、按手印,而后又风尘仆仆的奔波,到锦山结结巴巴的求爷爷告奶奶,送上“联名具保”材料,才把这小于给救回来了。
那小于回来时,小分头没有了,脑袋光光的,可老实了,再也不喊“刘少奇万岁”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再也没有辩论的兴趣和对手了……
李富老师是赤峰日报高级记者,网名“犁夫”,是一个勤勤恳恳笔耕不辍赤峰文化名人,以前曾经对我多有帮助。这次他又找出了我年轻时,约等于“革命口号”罗列的“诗篇”,让我想起了我那以往的“革命历程”,是不是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的“革命”,还有些吃不准。
谢谢李老师!

关于作者: 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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