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都有“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是当时老百姓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记得1985年我叔结婚的时候，是骑着一辆系着红绸带的“永久”牌自行车把婶子驮回来的。那个年代买卖人赶集做生意，公家人上下班都离不开自行车。贫困人家有了急事，只能到亲戚朋友家去借。自行车牌子也不多，最常见的是“大金鹿”“永久”“凤凰”“飞鸽”。
我国自行车生产始于1949年，第一个自行车品牌就是“飞鸽”。80年代的飞鸽牌自行车价格为160元左右，是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当时收入很低，刨去吃饭、穿衣、柴米油盐的费用，攒钱买车需要两三年。买来一辆新自行车，首先要到派出所登记挂牌，在车身上打上钢印，然后发一本红色的自行车证，便于丢失后公安破案。那个年代走在路上，经常会有联防队员查自行车证，没有证件就扣车，还要罚款，而且自行车还要一年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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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之后，不少人还要给新车做一下“装潢”，给车座套上座套，给车身缠上彩色的塑料布，有些时髦的年轻人还给车把装上飘带。一辆自行车就是一家人的“神行太保”，也代表一家人的脸面，骑上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不亚于现在开奔驰宝马。遇到熟人，清脆的车铃一响，威风八面。不用的时候，怕小孩乱摆弄，也为了防贼，有的人家甚至把自行车挂在家中的墙上。
由于自行车是紧俏物资，自然是小偷惦记的目标。那时候有不少自行车被盗，偷车贼一旦被抓是要被判刑的。遇到比较重要的事需要骑车进城，很多人担心车辆丢失，于是产生了一个行当——看自行车，即出门在外花钱把自行车托付给看车摊照看。看车摊一般都位于各集市入口处或者城市人口流量大的地方，经过有关部门审批，有人会找一块平坦的地方，然后在四周栽上几根木棍，扯上绳子圈出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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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放下自行车锁好后，给戴着红袖箍的看车人一毛钱。看车人递给你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小木牌，上面钻了一个小孔，系上了一根细松紧带。这样的号码牌都是一对的，存车人拿一个，另外一个直接套在车把上，忙完事后按号取车。那时候在乳山县城的新华书店，鲁东商厦、老儿童乐园、老电影院等处有几个固定的看车点。农村的人来办事，都是先把车寄存到停车点，花个小钱买个心安。个别人乱停乱放，车子让人偷了，想哭都找不到地方。
看车这个活儿看起来简单，其实挣得是辛苦钱。无论是严寒酷暑，只要有存车的，便从早到晚一时也不敢懈怠，一是防贼，二是遇到刮风下雨防止车子挨淋或者倒下。一般都是两口子轮流看，从早晨七八点钟到晚上九十点钟，只要还有一辆车未取，就不敢回家睡觉，午饭和晚饭都是在看车摊上吃。而且什么人都能遇着，丢了取车的小木牌的，到了规定时间不来取车的，嫌停车费贵骂骂咧咧的，喝醉酒骂人打人的……火爆脾气干不了，粗心大意的人更干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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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中读书那会，我经常借着同学的自行车去新华书店看书，一来二去和书店门口的看车摊主熟络了。摊主邓大姨五十岁左右，背着一个脏乎乎的绿帆皮书包，常年穿一身迷彩装，黑红脸膛。我不大喜欢这个人，说话像打机关枪，每句话都带着脏字。但是周围就这么一个看车摊，这一毛钱也只能让她赚。有一次我在书店看上了一本高尔基的《母亲》，还差两毛钱。我心想，摊主在我身上至少也赚了一块多钱，和她借两毛钱应急，也不算过分。把事和她一说，邓大姨很痛快地把钱借给了我。到了周末，我去还钱的时候，看车摊却换成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一打听，原来是邓大姨前几天患脑血栓住院了。以后每次路过新华书店，都没有再看见她。这两毛钱，到现在还欠着，不知道邓大姨还在不在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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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景我已经快三十年没有见过了。近年来，随着轿车在中国的普及，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天网系统也让小偷无机可乘。就是把不上锁的自行车放在马路边，也几乎没有人去偷。于是看车摊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了老一辈人心底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