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我而去已经多年了，但我梦中却常常见到他。
父亲早年是位教书先生，弹得一手好琴，有一个好歌喉，当年的学生都很崇拜他，可惜因历史问题株连到奶奶，父亲怕奶奶吃苦受罪，主动承担责任，50年代便回乡务农了。
父亲回乡后，经受了比普通农民更痛苦的磨练。大炼钢铁时，他从百里之外给工地运粮食，崎岖的山道全用肩挑，肩膀磨肿又磨消。最难忘的是父亲的脚板。冬里修水库，昼夜加班，父亲从工地回来，总要我去买回二分钱的膏药蛋蛋。晚上洗完脚，我点上煤油灯，他把膏药蛋蛋捻细放在火上烧，烧得起紫泡、冒青烟，然后猛地塞进脚上的裂口里，烫得裂缝嗞嗞响。
那时，每逢运动父亲就要被作为“靶子”批斗，尊严和人格无情地被损害。而他却总对我们说：“这样的时代不会延续太长，到你们长大就不会再受连累了。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会有用的。”父亲并非预言家，他说出了自己美好的愿望，也说出了历史的必然。果然，父亲59岁那年“四人帮”粉碎了，我考上了学校。翌年，父亲摘掉帽子，被乡里评为“教子有方”的好家长。
父亲一生，济贫怜弱。五六十年代，生活标准低，全凭瓜菜代维持一家人生活，但若遇到逢灾受难，离乡乞讨的落难人，他自己饿着肚子，也要给舀一碗饭，送几把粮食。遇到有冤屈的人求写状子，不识字的人求写书信，他更是挺身而出有求必应。他尤爱小生灵，喂鸽子，喂百灵雀，即使生活困难时，猫呀狗呀，在我家也没断过。为这父亲也吃过不少苦。有一次我家一条花狗丢失，他冒着酷暑步行百余里找回，中暑得病在家躺了三天。说来那狗也有灵性，之后夜夜守在生产队的谷场里，帮村里人看粮食，再也没出过远门。
父亲晚年特别勤俭。每天早晨，小学校的铃声尚未破晓，他已咳嗽着起来了，抱柴草，扫院子，到儿女们都起床，他已烧好开水洗脸水，给病瘫的母亲煮好鸡蛋。没分家那阵，家里人多孩子多，每顿吃饭掉在桌子上的饭粒，他都要耐心地夹在自己碗里，边夹边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最难为父亲的，莫过于服侍我病瘫的母亲了。母亲患风湿性关节炎，先几年拄着拐杖能走动，父亲只管请医熬药，倒也不算太累。到了后来，母亲的病日渐加重，每天躺在床上，吃饭喝水上厕所都得人服侍。他老人家每天早晨起来，煮饭，给母亲穿衣、梳头、洗脸……母亲后半生有二十年在病中，父亲就这样天天陪着她，一直到母亲去世。
母亲走了，没人再烦他累他了，可他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除了思念母亲，身子疏懒，营养不良是一个重要原因。母亲在时，吃什么，怎么做，全凭母亲指挥父亲做。母亲殁了，父亲似乎也没心思做饭，常常是做一顿吃两顿，还总是缺盐少油。我们星期天回去看他，他总是说懒得做。我听后心里很难过，知道父亲失去压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动力和主心骨。果然，母亲去世不到一年，父亲便因病去世了。
收拾父亲遗物，我发现父亲最珍爱的竟是奖励他教子有方的奖状。我们兄弟四人，没有成名成家的，没有干轰轰烈烈大事业的，都只是极普通的农民、干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奉公守法地劳动工作，如同黄土地上千百万父老乡亲，如同黄土地上千万株稻谷麦子，干着应干的事，奉献着应该奉献的果实，而这正是父亲希望和追求的。因此，这张父亲一生唯一的奖状，正好准确、精练地鉴定了父亲的一生，难怪父亲要珍藏它了。
父亲永远地走了，他把勤劳善良的美德留给了我们，也把无限的愧悔留给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