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记得母亲没有进过几次县城。
我的记事本里，母亲就是那种任劳任怨，永远都是不知疲乏，永远都被生活拖不垮的乡间最坚强的女性。坡里的庄稼活，园子里的葱椒蒜苗，背篓里的猪草，灶塘里的柴火，厨房里的锅碗瓢盆 ，磨坊里的昼夜，这一切一切的生活琐事都让母亲一个人全部包揽了。那阵我就懵懂地想，母亲咋那么大的能量，这些山一样的家庭重担压在她一个人的身上，她总是不偏不倚，默默承受，像个男子汉把日子从早挑到晚，把岁月从豆蔻年华挑到华发暮年，母亲没有向生活妥协一次，让我幼小的心田从此有了一种不折不扣、锲而不舍的精气神，这是母亲输入我血脉里的人生抗生素。
说起母亲进城我至今愧疚。那阵我去乡村学校教书不到半年时间，虽然手头端的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摔碎的“泥巴碗”，但心里一直沾沾自喜，毕竟它也是一份“工作”，薪水是少了一点，一个月十五块钱，在七十年代末还真算是一份“固定工作”。与国家正式职工相比，差距在二十二块左右，不同一点的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手头有一个红色的粮油供应本本（后来我也拿到了这个红本本，但市场经济的到来很快让它根本没有起到作用），拿着这个可以到指定的粮站购买大概是一毛三分八的大米，一毛二分的白面和九毛几一斤的清油。这就是居民和农民的差距。我在那个年代能够领到一份固定的收入自然觉得很满足，因为我微薄的收入能贴补家用了，同时也证明了我的学基本没有白上。那些年进城走几十里河边路才能到一个叫王家沱的四等车站去坐一趟从宝鸡至广元的叫“782”和“781”的货车进城办事，单趟一毛钱的车费，往返才花两毛钱。进城吃一碗素面一毛二分，一碗米饭八分，外加一份荤菜也才三四角。常记得当小娃时跟大人要一、两块钱进城除去上述开支，书包里就增加了几本小人书和几支铅笔，最后手头还要余上两三毛钱带回来呢。母亲也就是在这样的计划经济年代里进过那么一两次县城，其中一次我至今记忆犹新。
母亲进城的那一年春干了三个月，庄稼不景气，地里什么都种不成。种的菜出来就被太阳晒死了，人们连吃酸菜都成了问题。坡上的苦菊菜，荠荠菜，石头菜都被挖得一干二净，村里人不得不把吃酸菜的希望寄托在城里菜市场成捆的老兰菜叶上。母亲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进城的。
母亲进城是要去买煮酸菜的兰菜叶，那天七岁的妹妹说啥也要跟着母亲去。那阵山里娃把进城看作是最幸福的事情，她要去看钻山的火车，去看扬一路尘烟的汽车，去看山里没有的稀奇。我做通了母亲的工作让她带妹妹在城里开哈眼界，满足哈童真。母亲应允了， 妹妹乐得又奔又跳。我给了母亲一张大团结，让她们母女俩做盘缠，给妹妹买水果糖买饼干吃。我不知道母亲那天在城里咋生活的，也不知给妹妹都买了什么。那天晚上她回来后从内衣的包里掏出十块钱给了我。我一看是我给的那张，当时就很诧异。我说，妈，我让你们零花，你咋又拿回来了？母亲淡淡地说 ，我有，我今天卖了柴胡苗根根和鸡蛋就够盘缠了。我无语了，心里立刻五味杂陈，心里酸酸的。望着眼前勤俭持家的母亲，我真的不知说什么好。可以想象得到，母亲一定把我给她的钱攥得紧紧的舍不得花，妹妹再怎么拽着她的衣角央求要甜甜的水果糖和花铅笔，她一定没舍得把那张大团结花开……这件事成了我心里永远的一个结。
母亲再次进城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年纪了，这次她是为村里的一个小女孩护驾而摔倒使大腿骨骨折住进医院的。八十高龄阿弥陀佛，慈悲为怀的母亲，一辈子连三岁的小娃都没有得罪过的且善良仁义了一生的母亲，她不是进城去逛大街，吃大餐，看景致，她却躺在医院的病榻上忍受着她人生夕阳里最后一个痛苦。都说好人一生平安，母亲是好人，和母亲一样的好多人都是好人，但他们的命运大多数都不幸。什么好人一生平安？我认为上帝很不公平。好在母亲吉人天相，她老人家卧床一年后竟然拄拐下地行走了，直到三年后才因其他疾病画上了生命的句号。
至于母亲在她的生命期间还有没有进过县城我已模糊不清。但她的这两次县城之行我是刻骨铭心的，永远不会忘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