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篇回忆母亲的文章在媒体刊载后，接着就想写写父亲，几次打开电脑、拿起鼠标却迟迟难以成文。因为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和家人聚少离多，加之父亲少言寡语，不事张扬， 因此对父亲的经历知之甚少，关于父亲的记忆是零散的，片段式的。
1925年6月，父亲出生于一个祖辈以农耕为业的家庭。幼时断断续续入私塾读书，1945年从师范毕业，先是务农，后在私塾教书。1949年12月汉中解放。面对政权建设、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繁重任务，急需扩充干部队伍。父亲考入陕南公学，结业后被分配至佛坪县人民政府工作，先后担任县政府会计、统计科科长、人民银行行长等职。1958年12月佛坪并入洋县，父亲随同回到洋县人民银行工作，不久被调至略阳采石场任场长，1961年到汉中地区煤矿先后任党委副书记、副矿长等职，1985年6月退休。
父亲个头不高，面容严肃，话语不多，给人一种谨言慎行、不苟言笑的印象。小时候每当父亲休假回来，我们姐弟要么躲在母亲的身后，怯生生地望着父亲，要么赶紧跑到门外自顾玩耍。我们姐弟上学之后，父亲回家很少查看我们的作业，也不多过问学习情况，只是不时带回一些笔墨、作业本之类的学习用品。记得有一次父亲在汉中开会后顺便回家，带回一块两指宽、一拃长的墨锭，上面两条腾飞的金龙，中间有“龙门”两个耀眼的金字，还有一个黑色墨盒，盒盖上浮雕着“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的诗词，父亲说这是毛主席所写的《清平乐.会昌》，接着讲解了诗词的意思和背景。尽管我不解其意，对诗词中好多字也不认识，却很是喜爱乌黑的墨锭和这个方方正正的墨盒。我拿着墨锭、墨盒在同学面前炫耀，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父亲也带一些小玩具回来。一只拧紧发条就蹦蹦跳跃的青蛙，还有一个色彩鲜艳、弹力十足的红皮球，可惜在一次拍球时，那蹦起的皮球不偏不斜地落入墙壁高处的窟窿，搭上梯子也无法够着，只好伤心作罢，直到10多年后家里拆房新建时，那已经淡忘的皮球才重见天日。
父亲看似笨拙，却有一对灵巧的双手。家中至今保存的一个笔筒就是父亲年轻时的作品。一节竹筒经打磨后用隶书镌刻着唐代诗人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句，字体清雅秀媚，刀法娴熟简练，配以青松明月、卧石流泉图案，十分古朴精致，成为传家之物。有一年春节，父亲买了些薄薄的白纸绿纸，用竹篾制作成花篮的框架，再用零碎的花布粘接裱糊，然后用白纸绿纸做成各种形状的花朵和绿叶，在花朵洒上红、蓝墨水，一只虽然简陋却也多彩的花篮便制作完成。父亲在花篮里点上蜡烛，挂在低矮阴暗的堂屋，顿时有了节日的喜气。年幼时，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曾看到过父亲绘制的画册，有攀附在篱笆上朝天绽放的牵牛花，有骑在牛背上悠然吹笛的牧童，还有一群持枪的战士站立在蜿蜒起伏的长城，警惕地注视着前方，随时准备出击迎敌，画页上写着“同仇敌忾、抗日救国”的标语。可见父亲当年也曾博览诗书，研字习画，具有一定的书画基础，只是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后专心工作而无暇顾及自己的爱好。
父亲一生节俭，生活简朴。一则家庭负担甚重，微薄的薪水要供养全家七口，常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窘境；二则父亲生长在农民家庭，自幼养成了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的品德。煤矿机关招待所旁有职工家属开办的餐厅，饭菜花样多，价格也比较高，虽近在咫尺，父亲从未光顾，每日步行两里多山路到职工食堂和工人们一起排队就餐。遇上下雨、下雪天气或因事错过开饭时间，就自己在煤油炉、火炉上熬点米粥或煮一碗面条。父亲有一件卡其布的中山装和一条凡立丁布料的裤子，有一双三接头皮鞋，算是比较体面的衣着，只在外出开会学习或出差时方才穿着。那条裤子磨损的稀薄透亮，父亲又带回家中让裁缝按我的个头修改后继续穿用。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在一次体育课下蹲时，“吱”的一声，不经用的裤子撕裂开长长的口子，同学们见状轰然大笑，我面红耳赤地连忙捂住屁股跑到教室，坐在课凳上一动也不敢动，直到放学时用书包遮盖住屁股一路小跑回家。我参加工作后，托一位在青海服役的乡邻买了羊羔毛皮送给父亲，父亲在洋县缝纫社做成皮袄，成为唯一“上档次”的服装。
我在煤矿工作期间，一提到父亲，人们都说“这是个实在人”。父亲身为市管干部，没有官场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派头”和“官架子”。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是他初心不改、一以贯之的宗旨。父亲多次被市委组织部门选派考察县区党委、政府换届领导班子人选。他广泛听取意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提出考察任用意见，正是他的公道正派而得到组织的充分信任。父亲长期分管煤矿的人事、财务、供销、劳资等工作。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没有利用职权谋取过个人私利，是煤矿出名的“铁算盘”、“红管家”。1956年工资改革，父亲月薪定为49.50元，此后虽有数次按比例调资机会，尽管自己家庭负担沉重，他总是以还有比他困难的干部为由，把调资指标让给他人，致使基本工资20年一成不变。1975年12月，我被招收为煤矿工人，培训结束后分配工作岗位成为关注的焦点。不少人认为父亲掌握着决定分配的权力，会给我安排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分配结果出来，我被分配到又脏又苦、劳动强度和危险性又大的采煤工队。这一示范效应，使这次工作分配十分平稳顺利，未发生一起因工作分配不公而上访的问题。1977年初，煤矿给我所在的采煤工队分配一名上大学的名额，工队党支部根据工作表现和文化程度，推荐了两名工人，我是列为第一名的推荐人选。父亲得知后，和我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父亲说我参加工作仅仅一年，现在已担任工队文书，算是半脱产，上大学要优先考虑生产一线的工人，只要勤奋努力，在煤矿照样大有作为。父亲以不容争辩的语气要求我主动退出推荐名单。踟躇良久，尽管我心有不甘，还是遵从了父亲的意愿。
父亲出身农家，始终不忘劳动本色。他把参加劳动、与工人同甘共苦作为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在黑暗潮湿的千米井下，经常能看到他扛坑木、装矿渣、推煤车的劳动场面和汗透衣衫、满面煤尘的身影。“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而靠边站，在被“造反派”批斗的同时，他主动要求到职工食堂卖饭票，打扫卫生，到井下参加劳动。一次在巷道推煤车时，两辆矿车迎头发生剧烈碰撞，父亲下颚被严重撞伤，血流不止。矿工们连忙将父亲抬上矿车护送至医务室，伤口缝合了10多针。从此，留在下颚的伤痕伴随终生。
父亲退休后回到乡下老家，因患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腰肌劳损、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不宜体力运动，便以看书读报、养花种菜、含饴弄孙消磨时光，偶尔步行到县城转悠一趟，买些书籍和生活用品。每到节假日，我们兄弟带着家人回乡与父母团聚，看着儿孙绕膝、衣食无忧的景象，父亲饱经沧桑的脸庞露出难得的笑容。
1988年11月8日，是令人悲伤而又追悔莫及的日子。那天上午，父亲突然胸疼胸闷、心力不支，在服用药物后仍无好转。当时我们兄弟正在上班，母亲在家照料幼小的孙儿，父亲便决定独自一人去地区医院住院治疗。到汉中后，父亲向单位打电话让安排一名护理人员，随后在家属楼等待，谁知临近傍晚还不见护理人员到来。当晚11时许，父亲大汗淋漓，疼痛难忍，扶着墙壁从一楼爬上三楼，敲响单位一名领导的房门，那名领导恰好在家，赶紧拨打电话叫来急救车将父亲送到医院，遗憾的是为时已晚，时隔不久，父亲便因心肌梗死而溘然长逝。
次日清晨我刚跨进办公室，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拿起话筒，父亲单位传来父亲昨晚病逝的噩耗，我顿时惊愕万分，悲伤难以自已，当即失声而泣。当我们姐弟赶到地区医院，打开停尸间的冷柜，看到父亲蜷缩僵硬的遗体时，心如刀绞，长跪在地，抱头痛哭。
父亲一生用无私的大爱养育了四个儿女，临终却没有一个儿女陪伴在身旁；父亲一生节衣缩食，备尝艰辛，用单薄的身躯支撑起七口之家，却在64岁之年倒在无情的病魔脚下。每每想起父亲离世的情景，我们深感悔恨和自责。
父爱如山，可擎天；父爱如海，纳百川。父亲远在天国，音容宛在；生命虽逝，恩德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