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交

上了小学后,我不大乐意和一般大的孩子玩。首先是我因为我个头矮,总受欺负;二是他们老拿我妈的残疾说事,他们“打拍…

上了小学后,我不大乐意和一般大的孩子玩。首先是我因为我个头矮,总受欺负;二是他们老拿我妈的残疾说事,他们“打拍”(一种游戏)输了或是我算术考了一百分,总用我妈的身体缺陷攻击我,索性,离他们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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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高家胡同,往东一拐,在一个房山头,横放着一根青石条,那里总攒聚着很多老头儿。我喜欢往老头儿堆里钻,听他们抬杠,讲奇闻异事,看他们“过五虎”、推老式牌九。在这堆老头里面,我最佩服的人是占台爷。

占台爷身材魁梧,一米八的大个子,饭量大,“为人民服务”的大碗,可以喝六碗面条。七十多岁的人,腰杆笔直,声如洪钟,一麻袋麦子扛在肩上,气不粗脸不红。胡同里的大人们都怕他,怕他不仅仅是因为他说话声高,主要是因为他爱管闲事,爱呲人,能抓着理。他眼里不揉沙子,遇到不赡养老人、赌钱、男人打媳妇、不让孩子念书这类混账事,占台爷保准管。怕归怕,谁家有红白喜事,必叫占台爷去主持,请客必让他坐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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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不怕他,有时候我也不叫他“爷”,称他“哎”,他也不恼。他带我去他的屋子看,被子叠成豆腐块,床单干净平整,连一个褶子都看不到。回家和我爸一说,他补充道:“这算啥,你占台爷给济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吴克华当过贴身随从,可以说文武双全,我曾经亲眼看见他劈开一块十几公分厚的青石。”占台爷后来任营部指导员,是正营级干部,解放后,军队要安排他去福建一个地级市干水利局副局长,被他拒绝了。他说,离不开胶东这片土地,离不开老婆孩子,更离不开瞎了眼的老娘。退伍回家务农,依然享受干部待遇,八十年代,每月有一百多块的补贴,在当时的农村,这可是一笔巨款了。除了接济自己的儿女,他也很重视自己的生活质量,一天三顿高粱烧,光头每半月刮一次,每集必买猪头肉和火烧。和占台爷在一起,他经常像变魔术一般,从口袋里掏出高粱饴、牛皮糖、菱角这类稀罕东西,他的亲孙子曾经为这事生气,还把我揍了一顿。

有一天吃过晌饭,石条上只有我和占台爷,他的烟袋锅阻了,我用草棍帮他疏通,抠出许多烟油。他接过烟袋一吹气,满意地笑笑,连抽了两锅烟。这时候听到供销社那边传来了女孩子的哭声,他像个弹簧一样跳起来,刮风一样地奔过去。原来是羊角盘村的瞎老六带着他的孙女来卖洋火。瞎老六是个老光棍,原先跟着盲人工作队到处唱“大鼓戏”(俗称“瞎子唱”),在盘古庄河崖上捡到一个女孩,是个三瓣嘴,于是以爷孙相称,靠卖“泊头”火柴勉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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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有个人外号叫“烧火棍”,之所以这样叫,就是只要和他打过交道,必定要让他烫去一绺皮,他小偷小摸、欺辱妇女,村里人敢怒不敢言。那天,他白拿人家两包洋火不说,还摸了人家小姑娘的腚。见无人敢管,他更嚣张了,张嘴大笑,只听“嘭”地一声脆响,“烧火棍”的一个门牙便掉在嘴里,定睛一看占台爷像一座山一样横在跟前,“嗝”地一声,把牙吞到了肚子里。

“哎呀,我的门牙呀,你你你……”

占台爷一瞪眼,他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放下两包火柴,拔腿跑了。

“你给我记着,再有一次,打掉你所有的狗牙,让你哈一辈子稀饭。”第二天,“烧火棍”背着铺盖卷去烟台打工去了。

那时候家家都养长毛兔,我们常结伴去割草,上山的时候,我懒得走,他便推着我,我问他:“爷,你咋不去大城市当官。”

“他笑笑,我去当官,家咋办,你不见多少去城里当官的人,休了老婆,撂了爹妈。”

我说,“你还挺够意思的哈。”

他说,“咱们车村好山好水,北有笔架山,南有墨水河,我喘着气也熨帖,这不比当官操心强。”

我又说:“你不爱当官,这不是成了陶渊明了。”他一听这话,朗声一笑,山里的一群鸟都被他惊走了。

我读初二的时候,占台爷得了老年痴呆,有时认识我,有时候不认识。有一次他清醒的时候说,“光子,咱们胡同的孩子,从小就你说大人话,念书开窍,可得把书念出去,你爹妈不容易。”我点头称是。

九四年秋天,我刚刚考入一中,第一次放月假回家,我妈说,“你占台爷老了”。我的心突然像被啥利器割走一块似的,我去商店买了一捆黄表纸,拿着一瓶高粱烧,朝笔架山的茔盘走去。和占台爷一起走了无数次的山路,此时只剩下我一个人。

 

关于作者: 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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