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生产队的饲养员，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但出生在五六十年代的人就较为清楚了。那时，农村的生产以生产队为单位，生产队长敲钟上班，敲钟下班，晚上社员在生产队记工分开会后，队长就分派好第二天的农活儿。早晨一早，社员们就按晚上分配的任务，自带工具，一群一伙地下地干活去了。
既然以队为单位进行生产，那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如生产队内的牲口就得专人喂养看管，那这个饲养负责人就是这个生产队的饲养员了，过去俗称“喂牲口的”。别看这个喂牲口的，别人还不能小瞧，他的作用可不同一般。你想呀，一个生产队的生产资料除主要土地外，最大、最重要、最值钱的也就是一个队的牲口了。那时没有现代生产工具，收秋过麦，土地的耕、耩、耘、耙都主要靠牲口。往往如果一个生产队的牲口特肥、特壮、特精神，那这个生产队的人的精神面貌和生产状况也一定非同一般。也就如同现在一个企业、一个单位的文化品牌和员工们的精神面貌差不多吧。如此看来，这个队的饲养员的选拔和工作态度就显得十分重要。他的责任，你认为没什么，那可是相当于守着一个生产队和全体社员的半个家业呀！
其实，在早些年，我的父亲就曾是一个生产队的饲养员，而且是“郭庄红旗民兵营”“钢铁民兵连”（也就是当时的第十四生产队）的饲养员。他那个敬业精神，真是可以说把每头牲口都当作了自己的孩子看待。每天晚上晚睡早起，中间还不知道要起来多少次，随时观察这些“大动物”的精神状态和吃喝情况，稍有异常，他就会倍加小心，不离左右，随时调整草料的搭配，直到他这些“朋友”们都高高兴兴为止。
他了解每头牲口的爱好和个性，如同了解自己孩子的性格。哪头牲口“霸气”不讲理，哪头是老实的“受气包”，哪头爱“踢槽”不安分，哪个吃起来是“慢性子”，哪个爱偷抢草料……父亲都能根据它们的特点，合理安排拴槽的位置。很多时候，在给牲口加草料时，他就会手拿“搅草棍”，来回在槽前巡回，对不守本分的牲口及时“惩戒”，有时就守在“慢性子”或“受气包”槽前，以防“霸气鬼”随便骚扰、偷食或欺负弱小。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往往一边走，一边训话，像给孩子们上课，批评了这个，又表扬那个。摸摸这个牲口的头，又提提那个牲口的耳朵，也奇怪牲口们好像能听懂他的话，有的用脸蹭蹭父亲的手或胳膊，有的咴咴叫两声作为回应。
他对这些牲口真是关心备至，每当牲口上工前，他都要亲自送它们出门，并一再嘱咐使牲口者，做活不能太急、太累，更不能随便抽打它们。
父亲最怕牲口有病，如哪个牲口食欲不佳，精神不振，他都会挂在心上，亲自为牲口熬药、灌药，他记下了很多牲口常见病的中药小偏方，牲口有了小毛病，他就及时处理，并在饮水、草料上进行调理，还琢磨了很多给牲口灌药的方法，既不浪费药，也能达到显著的疗效。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一头驴病了，用药后还是不吃东西，父亲急得没办法，他像哄小孩一样用各种草料引诱着牲口，最后把家里小孩喝的炼乳(在70年代，那是很贵重的乳制品)拿去，一点一点地喂到那头驴的嘴里。情况好转后，他拉着牲口慢慢散步、晒太阳，给它梳理皮毛，还絮絮叨叨聊着天，直到这头牲口完全恢复为止。几年中，他只要每天看到每头牲口神气十足地走出或走入这个生产队的大院，那就是父亲最高兴、最知足的事。
由于父亲的耐心和负责，他这个不起眼的饲养员，他这个能把弱牲口喂壮，能把“长毛骡”喂得全身皮毛闪着光泽的饲养员还小有了名气，以至由本队饲养员变成了“钢铁民兵连”的饲养员。同时，他那种热爱集体、关心集体、以队为家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很多人。所以，由此他又有了很多老朋友和年轻朋友。每当记工前后或是阴雨天，他的饲养室，他那条温暖的土炕，便成了大家的聚合点，这里面有老有小，有大老粗也有文化人。人们或躺或坐，或说或笑，就乐成了一团。他们有时让父亲讲历史故事，讲天下轶事，父亲也饶有兴趣地听他们天南海北侃大山。奇怪的是有些人有了什么心事还愿意和他倾诉倾诉，有些年轻人相了亲或和媳妇吵了架，也愿意给他念叨念叨。有一个家庭贫困者，干脆就和他睡在一起，他说这里有温暖，还有人陪伴，他俩像父子，一睡就是好几年。
老年后，他不再当饲养员，但他的老少朋友还是很多。他有什么稀罕物，总给大家分享，有贫困或困难者，他会尽力相助，就是到外村去看戏，他后面也跟着几个“保镖”尾巴。有时，有人给他开玩笑说：“四爷(或四叔) ，什么时候让我们去吃你的大面带和大馒头哇？”(村俗，人死后乡亲们吃这些食物)他会笑哈哈地说：“等着，别动，我回去现在支锅就做。”而后是大家一阵欢快地大笑。父亲虽只念过几年私塾，一生历经艰难，但他乐观、豁达，把一切看得已经很淡很淡。
转眼，父亲已离我而去30年，但他在生产队任饲养员时的敬业、负责、乐观、厚道的性格和精神却成了我一生中的精神财富。他使我懂得了“天道酬勤”，无论干什么工作，只要尽职尽责，有所担当，总归会把一种工作干成事业，同样能为社会和国家做出一份贡献！
我怀念我的父亲，在教学工作中更时刻践行着父亲这个平凡的饲养员“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