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古称匠人。说到工人，人们会想到工厂里那些穿着工作服、领着工资的“上班族”。其实，工人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科学家、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工作者——他们可统归“工人阶级”。共和国成立后，那些扛枪、打江山的“老革命”，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国家正式干部、教师、医生，城市居民中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者，军人转业而领取工资者等，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国旗上的4颗小星，其中一颗指的就是工人阶级。
“铁人”王进喜
领国家工资而成为工人阶级，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令人仰羡的一份职业。就说姑娘嫁人吧，当时流传一句顺口溜，叫“一工（人）二干（部）三教员，打死都不嫁庄稼汉！”为何？前三种职业都属于工人阶级，挣钱较多，收入也高，惟当时农民的生存条件最艰苦，收入微薄。但当工人、干部、教员，成为工人阶级一员，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老革命”是功臣，解放后他们多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有的成了领导，属工人阶级；其子女是居民户，自然长大后被分配工作，成为领工资的“工薪族”。当教师吧，你得多上些学，解放初能上高中或大学的，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解放后，逐年从退伍军人、农村户口青年中也不时招录工人。我的父亲当年就被招录进了西安钢厂工作。工人阶级，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文革”时期，国家推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城市居民户中大批青年被分配到生产大队（村）参加劳动，人们称其为“插队知青”。我那时虽小，但父亲从工厂申请返乡，当了生产队长。知青有时来家里谈思想、谈情况，故我对他们的情况略知一二：知青王某“根正苗红”，两年后被最先安排进了工厂；知青刘某出身也好，稍迟几个月进了供销系统；知青张某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迟一年被分配，到了某盐库工作。几十年过去，当时分配最差的张某成了盐务局领导，而王某、刘某早早成了“下岗工人”。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知青插队”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期才结束。
改革开放前期，盛行“顶班”，即父母是国家干部或工人、教师的，子女至少有1人可“顶班”。这政策曾是许多青年“跳农门”，改变了婚姻，也改变了命运。那时人们羡慕去工厂，去供销、物资或商业系统工作。农民的子女想当工人，一般是没条件的。当年，全家人能成为居民户，都有领工资的一份工作，是令人仰羡不已的。自然，提亲或婚嫁在条件上要“高人一等”。几十年过去，随着企业改制，有的工厂倒闭，一些工人成了城市中的“无业者”或“自由职业者”，工、农差距虽仍存在，却渐缩小。九十年代初期，有的中、省驻汉、驻县企业停产，不少工人靠踏三轮车拉人，靠卖蔬菜、水果而谋生，有的日子过得惺惺惶惶，境况与农民无二。人生的起伏升沉难测，真应验了一句话——“人生哪有多如意，万事只有半称心”呀！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八十年代初最流行的话。国家恢复和完善大中专招生考试制度，自1978年2月起，一批批学子进入大中专院校学习，学成而进入国家机关、团体、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这个制度为国家崛起注入了活力，这也是“顶班”“近亲繁殖”式地选人、用人、招工所无法比拟的。国强是某汽修厂工人，浜雁是某磷矿工人，父亲是将军的子平是某电厂工人。1978年9月，他们均考入大学，毕业后，进入有关事业单位工作，成为业务上的骨干力量。
工人群体中，最钦佩的是那些书香之家，那些注重优良家风熏陶的家庭。有位老干部，自身严于律己，勤勉工作，职至市领导；其子女个个宽厚、善良、勤勉、低调，在各自单位广受好评；子女们的提拔、任职、上进并未沾他什么光。一位厅级领导，待人真诚随和，工作勤奋，充满正能量，其子女也颇为好学上进，今已有所建树。我认识的几位老教师，他们在民国年间出生于书香之家，解放后当教师，一生勤勉，其子女个个争气，好学上进，子女们的小家庭皆顺风顺水。他们给提供的借鉴是：穷不读书，穷根难断；富不读书，富不长久。家之兴昌，须重读书，读书确实能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
从农村走出，成为工人阶级一员，有招工进入的，也有当兵或提干转业而进入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我认识的“40后”张某、王某、周某，先当兵，后提干，再后转业，进入地区或县属行政、企事业单位，直至退休。他们有的成为“双职工”家庭，有的属于“一头沉”家庭。八九十年代，一钢铁企业上马，一些行政机关的纷纷申请而调入。只过数年，企业形势不景气，都后悔得要死，连说“搞瞎了搞瞎了！”。当年，也有一些无甚社会关系，“无奈”地只能接受“分到山区乡镇就去山区，调至平坝就在平坝”，到最后，却身份成了公务员，直至退休。
“吃皇粮”的各级领导干部，属于工人阶级。如，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老革命”，转业军人，城乡初中、高中毕业而被录用的人员等。苟某是一位“20后”，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值青年的他，被录用在公社和县级部门工作。“文革”时期，他长期担任公社一级的“革委会主任”。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部队任正团职军官的，转业到地方，早先的能对应安排职务，担任县委副书记或县政协主席等职务，后来转业人员多，降级被任命为科级领导，如当县经委党委书记、县交警大队教导员等之类的职务。在西藏某县任公安局长的某君，调回家乡县，安排担任了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直至退休。九十年代后，各级领导干部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多。但在县级部门领导中，第一学历中专的多，工作后在职上党校获得本科文凭的多。在地区级以上部门工作的，父辈曾在地区级以上部门工作或担任领导的，这一类人占有一定的数量。
实行公务员“凡进必考”，并实行上级从下级遴选人员制度，避免或杜绝了选人用人上的许多不正之风。有人说，中国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是保证底层社会子女“翻身”的一道底线。这话对否？可谈讨，但这两个举措确实好，保证了相对的公平公正。如实行“九品中正制”，那只能使有权势者有“话语权”；隋唐开创科举制，沿续至今的高考和公务员的“凡进必考”，为寒门子弟、普通民众进入“工人阶级”队伍，开辟了一道门。
但依然有人打“擦边球”、“钻空子”，不正之风仍有市场。只是比之过去，“凡进必考”很硬，且比较公平公正。我们还欣喜地看到，近年反腐力度加大，颇得民心；各级也都强调，坚决反对选官、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反对卖官买官；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也说明这些方面仍不时出现问题，任人唯亲、“近亲繁殖”、“官二代三代”非正常现象仍有市场。反腐仍在路上，且任重而道远！
城市居民、工人群体中，也有一些认知低、素养低者，他们趋炎附势、见利忘义、自私狭隘。在小区，养狗、养猫而不加管束，无端占用公共绿地；在社会上恃强凌弱，当“杠头”。这类人，社会、政府须循循善诱，做到教育和惩治“两手抓”。对那些法制意识差、文明素养不高的人，既要坚持原则，但在一些“小事”上，我们应多一份“包容”。有个“三七定律”讲得好：做粥要三分米七分水，养生要三分寒七分饱，读书要三分读七分品。最舒服的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即：三分明讲七分默契，三分沟通七分包容，三分欢喜七分珍惜。
工人群体中，那些科学家、企业家贡献大，值得尊敬。“铁人”王进喜、掏粪工人时传祥等，是不朽的“最美奋斗者”；从汉中走出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鹤林，从汉中师范学院（今陕理工）化学系走出去的中科院副院长、科学家张涛，是好样的。为汉中崛起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们，值得钦佩。但那些腐蚀官员、贿赂官员、损公肥私、偷漏税款、不择手段地“赚黑心钱”的老板，还有“老赖”，“拐棒子”工人等，则为人所不齿。“打黑除恶”中被“法办”的腐败分子、黑恶老板，反腐中被披露的官员，皆是“多行不义，自食其果”的反面典型。
近几十年，社会上既有正当竞争，也存在不正当竞争。“倒爷”，打政策“擦边球”牟取暴利，垄断行业高收入，劳动者个人素质差异等等，形成了贫富悬殊。好在，政府已重视之，并下大力气在解决，扶弱济困、精准扶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就是在抓此类事。工人群体、城市居民中，那些弱势群体、失独老人、低收入者应着力扶持。城市中看病难看病重、上学难上学贵、低收入群体就业难、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就业岗位缺乏、养老和教育发展滞后、“躺平”问题等，则需大抓快抓；反腐要不断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杜绝卖官鬻爵，实现任人唯贤，也需同步跟进。
一句话，让我们的国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体现得更好。习总书记说：“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