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来世有今生 愿他重走人生路

清明的前几天,我的老校友、同村的回乡知青刘民默默地走了,带着诸多的遗憾走了,走的很匆忙,甚至医院都没有他的就诊…

清明的前几天,我的老校友、同村的回乡知青刘民默默地走了,带着诸多的遗憾走了,走的很匆忙,甚至医院都没有他的就诊记录。村南的公墓里多了个新坟头,坟前没有鲜花,没有墓碑,连小草都没有来得及长出来。乡亲们说:他这辈子活的憋屈死了,太窝囊了,一个识文断字的人,白喝了多年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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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我几岁,算是我的师兄,更是我的知心朋友,多年来,只要有机会见面,就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只是最近几年,见面的机会少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后,心里非常懊悔,后悔在他病重期间没有及时去看看他,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他是“老三届”中的老高三,在学校读书,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是班上的佼佼者,门门功课都是前三名。曾记得年考他获得榜首,大红纸喜报张贴于学校显眼处,招来同学们的羡慕和赞誉。

 

十年寒窗苦,“磨刀霍霍”备考忙。正当他和他的同学们准备高考,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来了,打破了他的大学梦,他和同学们失去了升学的机会。他带着说不尽的遗憾,背着不愿扔掉的一包书籍,回到原籍村里,以一个知青的身份,当了一名社员。

 

他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洒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也能有一番作为。有谁知道他的梦想没有实现,却被一场噩梦代替。

 

他回家的第一眼看到的是,家里乌云密布,空气沉闷,两个幼小的弟弟妹妹看不出一点快乐。被迫和父亲离婚不离家的母亲,尽管人到中年,显得苍老了许多。再看富农出生的爷爷胳膊上戴着白色袖章,被定为“地富反坏右”,经常被造反派揪出去批斗。爷爷看着我们孤儿寡母,眼里含着泪花说:孙子啊!爷爷对不起你们母子,你爹当了陈世美,远在江西工作,几年不回家,可你娘还在尽着儿媳妇的义务,我戴着“富农分子”帽子,影响着你们也抬不起头来。听到爷爷一番自责的话,他哭了,哭的非常伤心。母亲哭了,委屈的泪水里,渗透着多少酸甜苦辣?只有她自己知道。

 

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里,一顶富农帽子戴在爷爷头上,一家人都跟着“沾光”,爷爷挨斗,牵连孙子,他自然成了“可教子弟”。在生产队里,他只有老老实实干活的份,不能乱说乱动,贫下中农召开忆苦思甜大会,爷爷是当然的活靶子,他没有资格参加,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下雪天,爷爷和那些“黑帮坏人”大街扫雪,他躲着走。白天地里出大力,撒汗水,脏活累活抢着干,拼命地表现自己。生产队开大会,贫下中农抢着发言,他不敢言语,躲在角落里沉默无语。清晨起床,生产队里钟声响,他第一个去集合点等着队长派活,从来不讲价钱,无论是起猪圈还是给牲口拉帮套,他再苦再累没有怨言。队长心里非常明白,他是最老实最听话的社员。上级下派的招工,参军、大中专学校招生指标,从来没有他份 ,贫下中农子弟太多,争得面红耳赤,队长只好让这些人抓阄,他在一旁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村里小学师资严重缺失,尽管他是公认的高三毕业的高材生,因为他是富农的孙子,被拒之门外,他有文化,没人敢用,那个年代,亲不亲阶级分,用错了人,会被说你阶级立场不稳,闹不好会被牵连进去。

 

只有一项公派,被列入百年大计的海河工程,每年的义务工都要摊派到生产队。因为活太累,没人争没人抢,队长派不下去,对这些“可教子弟”可以放宽政策。去海河工地卖苦力,没人说队长阶级立场不稳。队长派到他头上,他二话不说的答应了,他心里明白尽管累,但生产队能记满分,还能吃饱肚子。四十多天的工期,还分了20多块钱,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钱。他把钱交到母亲手里,也是对母亲养育之恩的第一次回报。母亲含着眼泪说:儿子呀,这是你的辛苦钱,要不你先买身衣裳吧?他回答:娘,不用,爷爷年老多病,弟弟妹妹还小,正在读书,家里花钱的事多了,您是家里的主心骨,还是您拿着吧。

其实,他除了富农出身的爷爷,还有另外一个家庭背景,他应该属于革命干部子弟,属于“红五类”子女之列。只是运动来了没人认可,“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一红一黑只有一字之差,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

 

还是他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听说过爷爷在抗日时期,他就是个抗日积极分子,素有开明人士之称,办了好多有利于抗战的好事,是有名的堡垒户,公开身份是保长,暗地里给共产党搜集情报,他在自己家里挖了一个地窨子,(地下室)专门用于掩藏八路军共产党的干部。因爷爷的特殊身份,没有引起敌伪的注意。后冀中军区的“冀中导报”印刷厂设在他家的地窨子里,常有冀中区党委的领导,导报社的编辑们出入他家,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爱人、冀中导报社社长范谨曾经多次去他家看望印刷工作人员。大伯、二伯受“导报社”编辑的影响,分别于1939年、1940年参加共产党,二伯因策反伪军小队长被敌人发现躲起来,日伪军把爷爷抓起来严刑拷打,打瞎了爷爷一只眼,逼迫他交出二伯,他始终没有透露二伯的半点消息。

 

解放后,大伯二伯调入北京中直机关工作,父亲解放初期参加革命,在江西地质部门工作。一家三兄弟都是共产党员,在当时的那个年代,还是不多见的。

 

父亲和母亲离异多年但并没有续弦,一直单身,尽管多年不回家,但还是尽着父亲的职责,经常给家里寄钱,这让我们兄妹三个有了最低生活保障和上学的机会,父母之间的感情纠葛,他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想知道,他经常和父亲书信来往,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信里说他很忙,也很心辛苦。他知道,父亲是搞地质勘探的,常年在深山老林里奔忙,风餐露宿。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环境。

 

那一年的冬天,父亲突然和他中断了来信,他几次给父亲写信,也得不到回音,他非常纳闷,经常去大队广播室查看来往信件,每次都是败兴而归。

 

第二年的春天,终于等来了父亲的消息,大队收到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是父亲单位造反派发来的公函:上写:“某某,富农分子、叛徒、特务,畏罪自杀,自绝与人民—–”。消息传到家里,一如晴天霹雳,他和弟弟妹妹感觉天塌下来了,一家人抱头痛哭,小妹妹哭着问他:哥哥,咱爹到底犯了什么罪?他无法回答。从此,他一家人的头上又多了一顶“反革命”家属的帽子。他不明白,也不相信,父亲会犯什么罪?更不相信父亲会“畏罪自杀”。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家庭,父亲含冤客死他乡,因路途遥远,具体地址不祥,没有路费,没有盘缠,“可教子弟”出门受限,只好把思念之情埋藏心底,等待机会,一定让父亲冤魄回归故里。

 

几年后,他终于等来了柳暗花明的那一天,马拉松式的运动结束了,落实政策春风,吹散了天上的乌云,从上到下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爷爷头上的“富农帽子”摘掉了,恢复了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他“富农子弟”身份自然取消了,他走在大街上,终于可以挺起腰杆走路了。

 

他非常想念父亲,总觉得父亲是冤枉的,开始计划南下为父亲讨个说法了。夜里睡觉,梦见了父亲和蔼可亲的面孔,依稀记得父亲说:儿子啊!你爹想你们了,好孤独啊。那一夜,他失眠了,第二天清晨起床,他做出了南方之行的决定,一刻也等不及了,他要为父亲讨回公道,还父亲一个清白之身。

 

他身背行囊,带足了干粮,踏上了江西寻父之路。一路上,坐火车,换汽车,到了那个城市,从没有去过父亲单位的他,不知道单位的具体地址,费尽了周折,终于在郊区的半山腰找到了父亲的单位。单位领导热情的接待了他,还没等到他说明来意,单位领导就开门见山说:你来的正是时候,单位正在搞落实政策,运动期间,你父亲蒙受了不白之冤,使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被迫含冤自杀,是一个典型的冤假错案,经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研究:推倒强加于你父亲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他哭了,泪水里饱含着对父亲怀念,父亲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在单位领导的陪同下,他找到了父亲的坟头,跪在在父亲坟前,含着眼泪磕头,额头着地,久久不愿起来。

 

回家的路上,他手捧父亲的骨灰盒,默默地祈祷着:爹,儿子带您回家了,天堂里的爷爷等着您回家呢!他怀里还揣着一张未填写的招工表,那是父亲单位照顾政策,让其中一个孩子接班,他没有自作主张留给自己,回家后他和弟弟妹妹商量,主动把招工指标让给了弟弟。弟弟感动地说:哥哥,还是您去吧,您有文化,去了可以更好地发展。他说:别推辞了,就你放心地去,不要惦记家里,咱母亲有我来照顾。

 

送走弟弟的第二天,他照旧肩抗锄头,头戴草帽,一块羊肚手巾搭肩,在坑洼不平的黄土路上,不回头朝前走,带有苦涩的汗水,“滴答滴答”地打湿了他身后的脚印,漫漫黄土路上,留下了他坎坷人生的轨迹。

关于作者: 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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