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对外战争史上重要的转折点,这一仗日本打败了清朝,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朝政府委曲求和,忍辱割地…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对外战争史上重要的转折点,这一仗日本打败了清朝,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朝政府委曲求和,忍辱割地赔款,订立不平等条约,使已经走向没落的腐朽的清朝统治,推向悬崖的边沿。同时,也因为这一不光彩的败仗,一连串的屈辱,激发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同仇敌忾,看清楚了清朝统治者的真实面貌,知道非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家卫国不可,非用自己的力量来反抗侵略不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敢于斗争,进一步敢于革命,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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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仗是腐朽的垂死的封建主义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清朝政府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应该着重指出,军事上的失败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政治。

首先是清朝政府的失败主义,注定了战争的结局。清军统帅李鸿章从一开头便不敢抗争,不惜牺牲一切来换取和平。当敌人着着备战,引起战火,甚至在击沉清政府的运兵船“高升”号以后,李鸿章始终采取避战方针,幻想通过俄、英、法、美等国的斡旋,出卖中国人民利益,求得暂时的妥协。事实是你愈退让,敌人便愈疯狂,你越不敢打,敌人便越要打,以退让、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屈辱的妥协,结果是导致甲午战争的完全失败。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海陆军统帅主和,手无寸铁的文人却坚决主战,以翁同龢为首的一批清谈家和傀儡皇帝却极力主战。他们没有实权,不懂军事,却大嚷大叫,制造了强烈的舆论,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拿不出一点办法来,更谈不到和人民联结在一起了。这样,统治集团内部就形成两派,翁同龢和皇帝这派主战,李鸿章和西太后这派主和,吵个不休。在两派的混吵中,敌人却全国一致,全力进攻。清朝政府呢?一面向各国哀求斡旋,一面被动挨打,因为正在不惜牺牲一切祈求和平,也就没有认真备战,也正因为没有认真备战,就不能不接连打败仗,这样,连屈辱的妥协也哀求不到了。政治的腐烂,决定了战争是非失败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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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次著名的海战为例,事实也正是这样。
中日两国海军的实力,李鸿章是清楚知道的,他在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七月二十(阴历)报告清朝政府: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为倭船所不及。然船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汉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逾旧逾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速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
详考各国判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九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二十余海里矣。
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增一船……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益。

战舰的吨位和航行速度,决定海军的作战力量。北洋海军只有两条大铁甲舰,却船老行迟,日本呢,主力舰吨位虽小,却船新行速。更重要的是清朝从光绪十四年以后未添一船,日本却从光绪九年以后逐年添造,白白给日本以六年时间,走到前面,这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

其次是速射炮的出现。《晨园漫录》指出:
我各军舰之购置,其最新者亦距开战十二三年。其时军舰之牺装大抵专注重舰首之重炮,而于两舷侧之速射炮,则不甚加意。试一检查各舰之炮位表可以知之矣。其后速射炮日益发达,我各舰依然仍旧,未曾加以改造。

李鸿章知道不知道这情况呢?他是知道的,并且专写报告要求添装,但是政府决策是“停购船械”,实现不了。可见这也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

主力舰舰首的重炮比敌人的威力大,在战时是可以发生作用的。但是到临战时重炮的炮弹一共只有三枚,英人泰莱亲身参加了这次海战,他在《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说:
在旅顺查看军械清单,得知一可悲之事实,战舰中十吋口径之大弹,只有三枚。其练习用之小弹亦奇绌。惟其他诸舰,弹储尚足。

他立刻向李鸿章提意见,要求补充。结果负责后勤的官员答复,此种炮弹不能制造。这个官员是谁呢?李鸿章的亲戚张士珩。这难道不是政治而是军事问题?泰莱明确地指出:“盖腐败,中饱,及援结私亲诸症,使其手下各组织无复完肤者,其病源皆在鸿章自身,而彼之染此诸症,且视寻常中国官吏为甚。”事后,他总结说:“是故中国舰队,就重炮及铁甲而论,至少与日本相埒,炮术甚精。训练虽稍有遗憾,惟水兵可称善战。极严重之事因厥为子弹之缺乏。此缺乏也,吾人有理由可信其咎非仅在疏忽,而在其工厂总办之通敌卖国。”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其病源皆在清朝政府自身”,李鸿章不过是代表人物之一而已。

海战发生在1894年9月17日。
据泰莱的观察,海军战士的士气很高:“呈欣欣之色者,大率为水手。彼等举动活泼机敏,以种种方式装饰其炮座,若不胜其爱护者,其响望之情盎然可觉。”又说:“惟水兵可称善战。”

提督丁汝昌是陆军出身的,战事由海军总兵刘步蟾指挥。刘步蟾是海军中公认“怯懦已素著”的胆小鬼。

发现日舰后,刘步蟾发出信号,改变丁汝昌和将领们一致决定的分段纵列式,两主力舰居前的战斗序列,改为诸舰相并横列,以主力舰居中的横阵。这样,敌舰炮火就会集中两翼的弱舰,不致集中到刘步蟾指挥的旗舰了。他本人比较安全了,可是北洋海军的命运也就由这一个怕死的指挥官改变阵势而决定了。他是知道这两种不同战斗序列的意义的,为了个人的安全而牺牲全军,这不只是军事上的严重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

交战后,北洋舰队凌乱成半月形,仅有的三个重炮弹,有一弹射入日舰“松岛”之腹内。“北洋士兵均狞厉振奋,毫无恐惧之态。”“致远”舰经过激战,炮弹打完了,管带邓世昌开足马力去撞日舰“吉野”,和敌人同归于尽,被日舰鱼雷击中牺牲。超勇等四舰亦被击沉,“济远”船见“致远”沉没,管带方伯谦先逃,撞沉另一战舰,剩下的残舰也先后驶出阵地逃避,这场不光彩的海战就此结束了。

电影《甲午风云》中的正面人物是邓世昌和李士茂、王国成,反面人物是方伯谦和李鸿章,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时虽然有人为方伯谦被军法处死而鸣不平,写了一本《冤海述闻》的书,是不可信的,没有根据的。书中说日海军击沉“高升”号时,“济远”发炮打伤日船有功,其实,方伯谦一见日船就害怕,赶忙挂白旗,日舰不理,他又挂日本旗,又不理,就赶忙逃走,只是由于士兵英勇,李士茂、王国成等违令发炮,才能打伤日舰。就方伯谦两次临阵脱逃而论,他的死是千该万该的。

这次海战失败的教训是:第一,和平不可能是祈求得来的,也不可能是从任何国际活动或会议得来的,祈求和妥协只能招致屈辱和失败。第二,侵略战争既然强加于人,那么反侵略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当敌人着着进攻,战争怎么有可能单方面避免呢?相反,只有团结一致,被侵略者奋起抗战,沉重打击侵略者才能保国卫民,取得胜利。第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政治表现的形式,甲午战争的失败,主要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的腐烂和内部的不团结。第四,只有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人民,才有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也才有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保障和平的事业。

最后,还要插一句话,清朝政府从光绪十四年起就决定不再添买军舰和武器了,那么,海军经费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晨园漫录》指出了这笔钱的去路:“拨其经费,作为建造颐和园之用!”

关于作者: 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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