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了,土地岭!

早晨8时45分,天气非常凉爽。余同佛坪、镇巴、西乡、洋县四县分管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书记,分乘四辆车子…

早晨8时45分,天气非常凉爽。余同佛坪、镇巴、西乡、洋县四县分管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书记,分乘四辆车子,从洋县干部招待所出发朝秦岭腹地的佛坪县驶去。一路上,“新北京”、“伏尔加”风驰一般,10时30分,至洋佛交界的土地岭下,只见一道溪水自上而下,状若瀑布,颇有景致,流经路面,清澈见底。人们驻车小憩,濯足、抽烟、谈笑,司机们亦忙着擦洗车身外壳的尘土。而我,却伫立在路边的草丛中环顾四山,只见群峰峥嵘,葱葱郁郁,山鸟唧喳,溪水潺潺,这不是十八年前在这条山沟里听惯了的声音、看惯了的景色吗?

久违了,土地岭!十八年来,我常常把你思念,那隆隆的炮声,叮当的锤声,笨拙的号子声,还有那墨绿色的刺蓟菜汤,为筑路而亡命的农民兄弟……这一切的一切,对我来说太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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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的盛夏,骄阳似火,酷暑难耐。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16岁的我,初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已有半年时间了。为了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及早修通周城公路,每家每户都要出壮年劳动力去“支夫”。生产队的群众会上,先是自愿报名,到后来人数凑不够,就是指令性地硬派,队长问我咋办呀,“光去!”我既没同年迈的祖父商量,也没告诉多病的母亲,这硬梆梆的两个字就算报上名了。当时,我的思虑是深沉、广远的,从五八年过“共产主义”、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但折算给我家的干部家属吃饭钱200多元开始,10多年来,利变本,逐年累,到这时已有380多元的历年欠款。家里底子薄,父亲在外工作虽有月薪,但经济负担重,祖父和母亲在家里受尽了人家的白眼,队里每次分粮、分油、分菜时,看着嗷嗷待哺的我们兄妹四人和年过九旬的曾祖母,我和母亲总是担着筐子排队在后面,惴惴不安地等待,最后又因“缺粮户”没钱交而空着筐子回到屋里坐在那里生闷气。七〇年元月十七日,我初中毕业返乡,到七月份录高中生时,全大队十一个应届初中生要推荐保送七名,政策还是优先照顾军工干属,但唯独没有我。贫农组长从大队开会回来告诉我:“大队支书说你爸爸念过书,现在又有工作,上高中的事你就算了。”多么平淡的“算了”两个字!从此,我同世世代代以土地为生的庄稼人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游哉悠哉。为了能够挣上10分的大寨工,虽然我还是怯力,但各种农活都得象成年人那样硬撑,从老远的田里往生产队大场担麦别人一趟我一趟,不论捆子大小挨着来,插秧既要匀称端正,又要速度快。往地里挑粪得把土箕装的满满的。这次出远门支夫,也必须得去。连续几天,我在家里自己动手编织了五双草鞋,用我祖父的话说这草鞋“就像毛脸兽一样,还能将就。”母亲也为我拆洗了被褥,准备了几件换洗衣服和过冬的棉袄。七月二十三日早饭后,我和同村的十多名农民弟兄,架子车上放着大米,干萝卜条、干包菜叶、洋芋以及衣物、干粮向土地岭走去。临出家门,我泪水盈眶,向祖父和母亲哽咽着说了声“我走了。”豆大的泪珠便夺眶而出。祖父叮咛我:“在家天天好,出门时时难,在外面尻子上都要长眼睛!”母亲赶到生产队大场,更是叮咛了又叮咛,还给了我四元钱作路上的盘缠。

今天,从洋县到土地岭,60多公里,“新北京”开到60马,一个半小时即到。可十八年前,我们一伙农夫整整走了四天,第一天宿杜村,第二天宿金水,第三天宿碗牛坝李姓农民家里,第四天下午夕阳西下时才到达工地磨石沟。四天的路途,高山天气,“东边日出西边雨”,道路泥泞坎坷,有时为了上一个山峁,十多个人围着一辆架子车,喊着号子折腾半天,等上了峁顶,个个浑身是泥,满脸淌汗。可此时此刻,“新北京”宽厚的轮胎贴着油光的沥青路面,发出“吱吱”的声音,车内录音机里放着歌唱艺术家朱逢博演唱的“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啦”的袅袅歌声,加之青山、溪水、野花陪衬,使人感到分外舒适坦荡。司机张师傅告诉我,这种车子开到60马,一秒钟即能跑20米,多轻快啊,可是在当年,我们上百农夫在悬崖峭壁上要手握钢钎铁锤,奋战多少个日日夜夜,吃的是草,付出的是血和生命……

 

八月时间,正是秦岭腹地野生植物“八月炸”成熟的季节。一天,我出差从磨石沟到秧田坝担冬瓜,往返80多里,土地岭海拔1666米,羊肠小道,崎岖陡峭。规定每人要担够50市斤行李,必须绑成高肩,就是直接把行李系在扁担两端。这种差使虽然苦一点,但我还是乐意干,因为只要走得麻利,在中午12点前越过土地岭,就可以在下午3点左右返回窝棚,这样,还可以歇息上半个下午,所以每次出差我都争着去。那一天,从窝棚出发时就觉得肚子疼,当时医疗条件极差,差不多每个农夫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痢疾。我挣扎着到了存放货物的地点,挑了两个硕大的冬瓜绑在扁担上,同去的伙伴张罗着做好了一顿厚厚的面条饭,没油、糊汤,我一点也不想吃,然后就挑着行李向回返。没走多远,便浑身无力,散架了一般,渐渐地,掉在了队伍的后面,其它人要赶在中午12点放炮前越过土地岭,也都各顾各地赶路了。我三步一歇,五步一停,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沉重。万般无奈,只好在一家农舍前停了下来,趴在人家的门槛上喘气。一位农妇走出来看我是满脸娃娃气的民夫,便招呼我到屋里,我坐也坐不住,便爬到人家的床上,所谓的床,四脚栽了四根柴棒,上面绑了一些细竹竿,已经被汗水浸透,成为红褐色了,光溜溜的。在这样的床上,我迷糊了两个多小时,到了下午三点多,这位农妇把我叫起来,给了我一碗南瓜蒸饭,又为我找了几片西药,舀了半碗开水,只是话语不多。那水,虽然带着极浓的泥土腥味,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就是玉液琼浆。直到夕阳西下时,我才觉得稍微好一些,便告辞农妇担着冬瓜向土地岭走去。那位山村农妇如今可能也已两鬓银丝了,她在哪里?我从车窗外极目寻觅那个农舍,却见不到了,当年那条山间小路如今也已被绿色的荆棘盖满。十八年了,那位妇女朴素的人情味至今萦绕心胸,素昧平生,萍水相逢,她却是那样的贤惠大方,她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为了表示纪念,在这条山沟里,我趁停车之际,翘首观望,沉思良久,在路旁草丛的野菊花上,捕捉了一只可爱的花蝴蝶,夹在我的笔记本中……

当时,生活条件极差,繁重的劳动同可怜的食物形成极大的反差。到了10月份,洋芋、冬瓜、干包菜叶、干萝卜就算是上等品了。炊事员先烧一大锅沸沸的水,然后把没刮皮的洋芋倒进去煮一会儿,放一勺盐、舀半勺熟菜油一泼,这就算是菜好了,按每个小队的出工人数分舀到桶里,我们提回去后再一勺一勺分到每个人碗里,如果桶底还剩,就再给每人舀一点清汤。十月的磨石沟,早已经凉风瑟瑟,寒意逼人了。这时,洋芋、冬瓜这样的蔬菜已经吃不上了,大队便派每个小队出一个人到坡上的包谷地里寻挖刺蓟菜,寻挖的多了,这一顿菜就稠一点,如果寻挖不下,只能是盐水泡蒸饭。我忘不了,每当炊事员把两桶墨绿色的刺蓟菜汤担到工地上时,早已被山风吹得凉透了,一大伙人便挤在桶前,有的人尽量给拿勺子的人笑,找话搭讪,目的是想让他把勺子在桶里转一下,这样刺蓟菜就可以缠在勺子把上,给你倒在碗里。那种菜叶两边长满刺,炊事员又不能把它煮熟,在开水中烫一下就行了,所以吃在嘴里直扎舌头……而今天,午餐和晚餐时,面对丰盛的筵席,我怎么也吃不下了,不知怎的,雪白的银耳汤在我的眼前却幻成了墨绿色的刺蓟菜汤,鱿鱼、海参、对虾在我的眼前却成了没刮皮的洋芋块、白生生的冬瓜片,还有尽是生了虫子的干萝卜条、干包菜叶……此乃山移水转,时过境迁啊!

 

当年修路,劳动强度非常大,抬石头,抡洋镐,挖罐罐炮,打石炮眼,山后扛圆筒木头和成捆的青冈木柴棒,我几乎无所不干。在工地上,有时为了推一个石头下山,三十多个小伙子分站两边用粗麻辫子拉,五六个人再用撬棍在后面撬,喊着号子捣弄半天,才能使巨石滚至沟下。凿炮眼每天要量尺寸,而且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如果一个石子落在头上,那你就彻底安逸了。我永远忘不了,那是10月下旬的一天午饭时,几声隆隆的炮声之后,对面山上传来了邻村炮手的呼喊声,说我们大队的炮手出事了,大队长带着十多个人到沟底的工地上去,我看见抬回的担架上被子两头被葛条扎着,中间是几块疙瘩,有人告诉我,这是炮手小丁的碎尸。他由于人太小,没经验,在检查哑炮时被瞬间巨炸的石炮送上了天。看着这几块状若葫芦的尸肉疙瘩,我心思重重:他年当十五,叔父是我们大队工地的老炮手,在当时那样的生活条件下,因为炮手是技术劳动,每天收工回来晚,炊事员得先把饭给留下,馒头可以多留一个,蒸饭可以多留一勺,更重要的是,洋芋、冬瓜、刺蓟菜汤可以给留的稠一些,就这一点恩惠,使得许多人眼红。他叔父也看上了这个“美差”,便多方说和,终于让侄子当上令人羡慕的炮手,吃上了“轻巧饭”。上工时,别人干笨重的活,炮手只是量炮眼、装药,吃饭时,可以把肚皮撑的饱一点。可怜呀,就为把肚皮撑饱一点,不到半个月,就连肚皮的载体——生命一起坐了“飞机”了。几只乌鸦在寒风中兀立在我们所住的窝棚后边的枯漆树枝桠上,凄凄地“哇—哇—”,民夫们都失声痛哭了,说这娃子死得太早了,死得可怜,死无完体,他死了谁供养他娘老子呀?他的叔父更如一头咆哮的雄狮,顿足捶胸,对天号啕,可怪谁呢?我当时没有落泪,只是站在一块石头上思考着一个深邃的、至今还没十分弄清的问题: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传统的文化心态和价值理念到底是什么?

今天上午,车子驶在磨石沟的环山盘道上,我用尽全力观察辨认当年我们大队的那一段工地,因为在“炮手”被炸飞的十天后,我们还在这个沟里的乱石丛中发现了一块带发毛的脑瓜盖,有手巴掌那么大。美国诗人索洛说过,美国的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个屈死的冤魂,而这一条当年所谓的“战备公路”呢?那个小炮手比我小一岁,要是活在今天,也已经35岁了,可能娶了妻室,耕种了几亩承包地……

 

“儿行千里母担忧。”磨石沟修路,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课,对我人生坐标的构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我在悬崖峭壁上抱石头、打炮眼、抡洋镐时,在迷峰岭、土地岭陡峭的山路上小腿肚子发酸时,母亲在家里心也在悬崖峭壁上,也在阵阵发酸。父亲托人给我捎来了一本《列宁回忆录》和一本《鲁迅杂文选集》,并在信中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抓紧时间多看点书。按规定,每隔一月时间,生产队就要安排去人换回几个,而每次却没有我,母亲不断地找队长要求把我也换回,但因为我们家是“缺粮户”,没劳力,历年欠款多,过去每次支夫也没去过人,所以这次无论如何得支撑到工程结束。

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们大队的最后一段工程验收合格,民工们可以回家了。经过三天的艰难步行,二十三日下午,我和同村的其它10余位民夫一样,担着又破又脏的被褥和两个扁担毛坯子一颠二拐地回村了。已是冬月,寒风呼啸,母亲早已站在村头张望。我家养的一只白色的小狗,摇着尾巴跑到我面前,两只前爪搭在我胸前,嘴里哼唧着,长长的舌头舔着我的手,尾巴摇得连整个身子都在摆动,撒欢一阵后,又跑到我母亲面前,用嘴叼她的裤角向我面前拉,好象在说:“回来了,放心了。”进了门,小白狗趴在我脚前打滚,摇尾。祖父蹲在堂屋门边,乐滋滋地吸着旱烟袋说:“回来了,人可就歇下心了。”母亲告诉我:“你出门在外四个月,我在家里害病四个月。今天,你回来了,我的病也全好了。”当我从内裤兜中摸出在土地岭上积攒了四个月的伙食费20元钱递给母亲时,她瞧着我磨出血泡的双脚和略显浮肿的脸,眼圈又一次红了,悄悄背过身去不住地撩起围裙擦拭着……

关于作者: 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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