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在时好时坏的日子里，总是不经意间，想起老家的后院。
儿时的后院，是五彩缤纷的。
院墙是父亲请工匠师傅打的。用木板固定墙的厚度，围成槽形状。再用黄土填满槽，两人抬起木头反复打压，打成型了，再把木板挪位重复。院墙打好之后，顶上盖一层瓦片，既美观，又防雨淋。
土墙的缝隙里常常会挤出一些狗尾巴草，诉说着生命的顽强。院墙的周围，是母亲的菜园子，她除了种些白菜萝卜，还会种一些金银花。一到夏天，嫩黄色的金银花，携带着偷偷长出来的喇叭花，白色的、粉色的、紫色的，争先恐后爬上墙头，摇曳着岁月的风情。那时的我，喜欢摘几朵儿喇叭花别在辫子上，蹲在小溪边梳洗打扮。
院子里栽了一棵梨树，还有一棵葡萄树。每年果实成熟时，不管谁来家里串门，母亲都要用耙子勾弯枝条，挑选最大的梨，或者摘一串葡萄送人。
有一年夏末的中午，我半躺在后院的梨树杈上纳凉。一伸手就能摘一颗梨，在衣服上擦了擦，悠闲自得啃着吃。
突然，从院墙外面伸进来一根竹竿，头头上绑了一把镰刀，晃啊晃地勾住了紧紧挨着的两颗梨，一拉，梨和割断的枝头掉到了院墙外面。透过树梢，我看见了一个人的脑袋，已经能断定出是谁。我悄悄从树杆上滑下来，回屋告诉了母亲。
母亲跟在我身后，我捡起一块石头，正要砸向院墙外面的人。母亲一把抓住我，小声对我说：“我假装咳嗽一声，他自己就跑了。下次他路过咱家门口时，我送他几颗，以后他就不会这样了。”
我不解地望着母亲：“他可是小偷啊！”母亲赶紧捂住我的嘴，压低嗓门说：“他还是个小娃娃家，别给戴上小偷的帽子。”我只好不情愿的答应了。只是那会，我不懂母亲为何要这样处理？
那棵葡萄树，爬满了半个院子，像极了绿色的大帐篷。它是我们一家人和村里小伙伴们的欢乐基地。清晨和黄昏时分，我们聚集在葡萄树下占位置，一起搓绳子比赛，输了的人学狗叫。
大姐和母亲是一组。母亲一手捏着面条杆，一手摇着纺车手柄，把棉线纺在大圆盘上，再缠到线锭上。大姐负责把断掉的线头接上，或者把死结解开。纺车嘎吱嘎吱地声音，成了童年里美妙的曲子。
谁要是困了，累了，屁股坐疼了，就站起来，伸个懒腰。再踮起脚，仰起头，摘一颗葡萄，用手一挤，汁和葡萄肉滑进嘴里，酸得人挤眉弄眼的，惹得其他人笑个不停。
六岁那年的我，第一次听了母亲给我讲的《牛郎织女》。传说每年的七月七日晚上，在葡萄树下能听见牛郎和织女说悄悄话。于是，七月七日那一晚，我悄悄溜到院子里，蹲在葡萄树底下侧耳细听，屏住呼吸。却只听到了蚊子猖狂的声音，它们肆无忌惮地攻击我。无奈，我悻悻离开时扔下一句话：“再也不相信神话传说了！”
院子的角落处，父亲用胡基（土坯）搭建了一座又矮又小的房子，当做厨房。厨房，似乎成了母亲的阵营。每年每月，每一顿饭，都有她忙碌的身影。
有时候，母亲做饭，哥哥帮忙生火，实际上是开小灶。他把在稻田里抓回来的黄鳝切成段，还有田螺，还有沙滩上抓回来的螃蟹。淘洗干净，撒上盐和花椒粉。再用菜叶子包裹好，放进被火炭支愣起来的瓦片里煎炒。
饥肠辘辘的岁月里，母亲总是能变着花样给我们自制零食。不管是没长熟的蚕豆，还是绿色的麦穗，在火里烧熟后，双手合着揉一揉，去掉皮，烫手又烫嘴。我们几个围着母亲吃她自制的零食，嘴巴一圈都晕染成了黑色的，牙缝里全是渣，却香得直拌嘴。
没心没肺的孩童时，我常常躲在后院的厨房里大显身手。
有一次，趁母亲背朝着我干活的时候，我把火剪烧烫，给自己烫卷发。夹住刘海缠一圈，只听到“滋”地一声，冒烟，闻到了头发烧焦的气味，手一摸，刘海没了。
母亲转过身来，斜着眼嗔怪：“你一天轻得放不下，要是烫伤了肉我就打你！”我赶忙脱下脚上的塑料凉鞋，用还在发烫的火剪，压在凉鞋鞋带断了的地方。等软化后有浆流出来，立刻将另一头断掉的茬接上，一按，一捏，像个电焊女工一样。
日复一日，老屋的小院记录着一些老去的光阴。或晨光与夕阳，或一饭一粥的小光景，小哀愁，粗糙而又温热。
就在我出嫁后的那年，小院的土墙被暴雨冲塌了一处。此后，父亲领着来帮忙的一群人，把院墙和厨房拆了，葡萄树和梨树都砍了，甚至连根拔起。
再后来，重新修建了房屋……
如今，母亲不在了，小院不在了。父亲已到暮年。哥哥和姐姐的头上已生出白发，我也人到中年了。我们都有了各自的家，想到此，笑着笑着，突然有些许伤感。
曾经的一家人，在光阴里竭尽全力，听凭风雨春秋，欢声笑语。这一切，无论浅喜或深爱，小院都知道，我们也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