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窑头小学就读，我马马虎虎算是个“别人家的孩子”。领到寒假作业冲出校门，书包往土炕上一扔，光线中明显泛起细微的粉尘。没几天，父亲便接我到广胜寺小住，说话语气真挚和顺，这种小心翼翼的呵护，仿佛担心刺伤一个未来“北大清华生”敏感的小小自尊。
然而短暂的新鲜感之后，思念瓦窑头的火星劈啪作响，比在皂荚树下留在麦秸秆灰烬里的玉米粒爆出的花还闪烁不定。好在，二舅来了，准确地说应该是受到姥姥的差遣而来。他没坐稳，我便倚在他的膝盖上，双手托着下巴，仰望他的脸，渴望听到瓦窑头的音讯。自我走后，姥姥竟会把偏襟衣上的布扣弄错，一盘菜有时忘了放盐，鸡窝的闸板没有关严，她冲着姥爷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姥爷回嗔道“你老人家就像脑子里头有雾一样，连保健站的大夫也治不了。”
她在小院口照例唤她的蛋鸡们，转头说道“从鸡屁股里抠几个蛋，过几天给娃捎去”，我能想像姥爷摸着光亮的脑门吐着烟圈的神情，我能想像姥姥提起围裙的一角，轻拭眼角的举动。仿佛鸡蛋与牵念一样积攒。只是不争气的我，听着二舅的话，嘴里不由拉出一道晶莹的丝线。
父亲对我的笑容渐渐趋于平淡。不习惯天天洗脚，应付日本人似的刷牙动作，抠鼻屎的坦然大度，吃饭时不雅的咀嚼声，躺着看书，满篇形容词的日记，草率混乱的数学解题逻辑。父亲的语声中，添了许多克制的期许。我臂部的肌肉随着父亲的手掌起落而张弛。飞虹塔清脆的塔铃声，在我看来，是最初跟随父亲小住前，那种渴望摔碎的声响。广胜寺在我心中黯然失色。
与其小往时日，不如说特训时日。父亲允诺后，我骑坐在二舅的自行车上，两条腿高兴地荡来荡去。冲进小院与当时冲出校门一样的速度。姥姥撩起我的衣服，叫姥爷看我的小胳膊，小腿。她的手搁在我的额头上，我们互相打量，不言不语，她的爱抚分外和蔼温暖。
我曾在童年猜想我四十五岁的样子，觉得那是多么遥不可及的梦。然而当我恍然进入齿松发稀的中年，父母双亲已年近八旬，当秋雨绵绵，从窗外望去，麻雀在湿漉漉的小树丛拍打翅膀，楼下不远处，一摊摊积水，朝低处流，带走一棵合欢树粉红色的落花，仿佛是瓦窑头姥姥家小院门口的那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