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你也改不了了，我也跟你过不下去了，咱们离婚吧？”昨天晚上，他们在又一场大吵大闹之后，她这么说。
他冷峻着脸，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支烟，什么也没说。
她把户口本、身份证都找出来，扔到茶几上，说“明天上午8点，民政局。”
那晚，她搂着两个女儿，一夜没睡，辗转反侧，有点心疼。
这天早上，没有做饭，她骑上电动车载着小女儿，他骑着电动车带上大女儿，出了小区门口，在小区旁边的油箱铺里，一家四口吃了一斤半油条，四碗豆腐脑；吃着吃着，她眼圈不觉得就一下子红起来，转瞬有泪花滴在碗里。她想，这是他们一家四口“最后的早餐”。
水产店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赔了七、八万，可就是这样，他还是跟他那一帮“兄弟”找人去打架，伤了人，又贷款帮助“兄弟”平事儿，给受害人赔医药费。
她说过无数次了，不是反对他交往哥们儿，但什么事儿总要有个度、有个头儿，这样不但对过日子没什么好处，还整天担惊受怕的。再说了，也快四十的人了，有孩子，有老人，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任性了。
可是他就是改不了这个毛病，觉得为兄弟两肋插刀，就是英雄，就配称大哥。
水产店的生意，除了进进货，平时他基本也是不管的，几乎全由她一个人照应，孩子基本也不管，就是整天和他那一帮哥们儿吃吃喝喝，打牌赌钱，这似乎倒也没什么，同行里不少老爷们儿就是这样的，但最要命的是，年轻时练过武术的他，交的那一帮哥们儿，总是隔三差五地惹事儿，哪一回好像也都把他裹进去。不是跟着受伤，就是跟着赔钱。其中有一个开饭店的哥们儿，欠了他们八万块钱的账，两年多了。她催他去要，他不去，说人又跑不了，钱早晚会还的。
可是他们也周转不开了呀。于是，她就去要了一次，结果那哥儿给了五万，说剩下的三万年底再给，她挺高兴。
可是当她拿着钱回到家的时候，他上来就给了她一巴掌“谁叫你去的！给我丢人，赶紧把钱给我送给去！”
她捂着脸哭了，他拿起钱就走。
当然，后来那哥们儿没要那钱，还是原封不动地拿回来了，并且那哥们儿也打来电话说，这两年都不容易，但谁遇到什么难处，一定会互相帮忙的。
反正就是哥们儿义气那一套说辞。
到底到年底，剩下的那三万块钱也没还，她也不想再要了，因为他说，不能再提这个事儿。
可是，她觉得哥们儿义气虽不是坏事，但对他们的生活也没带来多么大的好处，相反倒给他们增加了不少麻烦。
可他就是改不了，他说，我就是这样，你愿意过就过，不愿意过就拉倒。
她彻底失望了，觉得往前的日子怎么看也没奔头儿。
吵架吵到把离婚说出口的那天，是他的两个小弟被人打了，用背心裹着头，流了满脸的血来找他，说在一个麻将馆被一个外地的包工头给欺负了，他招起店里支门的一截钢筋就跟那两个人走。
她死死地拽住他说：“你今天要是去，就甭要这个家了，也别要我和孩子了！”
那两个人一看这个，就灰溜溜地走了，说不麻烦大哥了，他们自己去解决。
他觉得在哥们儿面前丢大了脸，气呼呼地把钢筋一甩，甩到了鱼缸上，鱼缸碎了，水泄出来，几十条鱼跑出来，冲到街面上……
她本来以为这样就没事了，结果晚上他们一帮哥们儿喝了酒，到底还是找人家算账去了。
好在警察及时赶到，并没出什么大事。
但她彻底崩溃了。这婚不离是真不行了。
她骑着电动车骑着小女儿在前面，他骑着电动车驮着大女儿跟在后面，他们商量好了，大女儿跟他，小女儿跟她。
大女儿九岁，小女儿六岁。
去民政局要穿过一座老桥，老桥现在不通车了，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只能通过行人和骑车的人。桥头和栏杆的两侧有些摆小摊儿，卖杂货的人。
小女儿突然说：“妈，我要买风筝，今天我们去广场放风筝好吗？”
大女儿这时也在身后喊：“买风筝，我们去放风筝，因为这周老师给我们留的作文就是写放风筝。”
她停住了，小女儿跳下车，去风筝摊儿上挑风筝，大女儿也凑过去，小的说这个好看，大的说那个好看，两个争执不下，他掏出钱，两个都买了，说：“别争了，你们一人一个。”
买了风筝，两个孩子高兴得像两只小鸟，她们嚷着要去广场放风筝。她这才恍然大悟，今天是周六，民政局不上班。
看来今天婚是离不成了。
他们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河边的广场放风筝，两个孩子的风筝起初都放不起来，急得小女儿又哭又闹，后来风筝到底是被他放起来了，他把线交给她，又去帮大女儿放风筝。
两只风筝都飞上了天，一只佩奇图案的，一只金鱼图案的，都挺好看……
不一会儿他的手机响了，是那帮哥们儿说中午在哪哪个饭店喝酒，他沉默了半晌，然后说：“你们聚吧，我今天有事儿回老家了，不去了……”
小女儿的风筝这时候突然晃起来，落到了一棵树上，急得真闹，他跑过去，努力地往树上爬，她喊了句：“你看着点，别摔着，够不着就别够了，咱再买一个去。”
小女儿这时候大声地说：“不！我就要这一个。爸爸厉害，爸爸给我够下来。”
他没回头往下看，他努力地往上爬……
她从包里往外拿纸巾，给小女儿擦汗，看见了包里的户口本和身份证，愣了一下，然后恍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