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儿子考研成绩的禀报，我立即在会场中轻声表达了自己半信半疑的祝福。按父亲的话讲“瞬间，铁帽子卸了一半”，虽然更让人揪心的还有复试这一环节。儿子平时每一个懒散的举动，瞬时便有了某种潇洒飘逸的质感。
我高考失利的那年，正值难熬的酷暑。母亲闭门不出，两颗大而无神的眼睛，盯住房间的一处一看就是半天，看着就令人心酸。父亲尽管涵养极佳，但不动声色地把脸拉长一尺，眉头上皱出几道熨不平的深沟，脸上再罩上一层阴霾，立即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我顿时觉得自己是个被抱养的弃儿，给人添乱。
回故乡去，我的心里只有瓦窑头，那是安放我心灵栖息的居所。尽管一年前，姥爷走了，姥姥一个人从小院中搬出，暂时远离那触景生情的旧宅院，安顿在二舅腾出的窑洞里。我在短暂的逃避中，享受与姥姥独处的快乐。
“搁上精的不养，非要养搭不上话的？”我妈很长一段时间连笑容都凝结得堆不上来，姥姥故意压低语音讲，分明有着责怪的意味。我窃喜，自己算不上精的，但至少能搭上话，属于姥姥眼中“精”的一类，我预估暂时没有被父母男女混合双打的风险。我在知了的繁响中，做着不切实际的美梦。
后来参加了工作，曾经屡次在苦不堪言的睡梦中惊醒，梦境中关乎考试的残片，所遇的试题又偏偏闻所未闻， “嗡，嗡嗡”，便扼腕叹息，茫然失措。
儿子留着一头约翰逊式的乱发，似乎有探究一点异域风情的奢望。他无法体验与获知我高考后的窘境与流放至瓦窑头后发自内心的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