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慧和晚熟

数十年来,我一直为别人的夙慧早熟而羡慕和嫉妒。如今却为自己的晚熟苦恼和深思。 一 有些人偏得夙慧而早熟,小小年…

数十年来,我一直为别人的夙慧早熟而羡慕和嫉妒。如今却为自己的晚熟苦恼和深思。

随便聊聊的图片 第1张

有些人偏得夙慧而早熟,小小年纪便具有超强的聪明才智,通晓世故,人情练达。每令我辈妒羡。孔融应答、王戎识李、司马光击缸的故事虽令人神往,但并不能予以阅读者感同身受的启迪。对我来说,反倒是那些由于缺乏夙慧早熟的应接人事的能力而做出种种错误言行的反面经验让我痛悔不已。记得工作之初,有客造访于赁居斗室,他从我们共同的朋友李先生那里得知我喜欢书法,特意把他从上海亲戚那里弄来的一位叫张海(非河南籍书协主席张海)的书家临习汉隶之作带给我看。那是几张四尺整宣的临习稿纸,写得密密麻麻,看得我有些头晕。他一边小心仔细地收拾那几张宣纸,一边问我写得怎么样,可有什么启发?我想了想对他说,我觉得他写得也就这样,不是我想象中的书法家的……我们共同的朋友李先生偷偷捏了捏我的手,让我别再说下去。事后李先生对我说,老兄,你说话太直了,人家好心好意带给你看,见得他很宝贝那几张纸,就算真的不怎么样,你也不能如此直截了当告诉人家不行。其时,我已经是二十三四岁的人了,说话水平还不如一些早熟的黄口小儿。此事对我触动很大,也让我感到羞愧和自责。

早熟既意味着相当的认知能力,也意味着同等的行动能力。我有个熟人,他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关键细节上都发挥了“成熟”的智慧,并收获了超出于他的人生际遇本应收获的最大利益。他本是一个战士,退伍后在某机关单位做小车司机,由于他灵巧而勤快,很快做了领导的专职司机。为了奖励他出色的司机工作,领导提拔了他,最终在正处职岗位上退休。在子女出国的最初热潮中,他把儿子送到了美国留学并最终入籍,当新冠病毒第一批疫苗问世,他又找到关系让一家人全部率先接种。要说他算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推心置腹跟我说,我就这点本事,所以更加没有理由浪费掉。我理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丹阳尹刘真长的意思: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无论吉凶能否由人掌控,都应该为自己的吉凶做出最有利的安排。

我还有个小时后的玩伴,大我几岁,记忆中他是一个早熟的“人精”,人前说人话,背后说鬼话,男女老少没有不喜欢他的,低头蹙眉、一颦一笑之间,说个谎、圆个场,他总是游刃有余。他初中毕业就去参了军,在部队拿到了硕士学位,官至某副省级城市军分区司令长官。退休后回到我所居住的地级市养老,每数月照例去一趟他曾工作过的几座城市,看看他在那里的物业,会会旧僚,顺便和房客见见面,谈谈提租的事情。今年三月,在一个昔日同事的召集之下,我们一起吃了顿饭。晚宴快结束时,他快活地告诉饭桌上的赴宴者:下回我来安排,在座的一个不准少,我会尽快落实。他还让和他一同赴宴的太太届时提醒他。众人大喜,又复纷纷举杯给他敬酒。前几日晚上散步,我妻子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这件事来,跟我说,张司令三月份聚餐时说过些日子安排大家再聚一次,都过去四个月了,他安排啦?我想了半天才记起这件事,我笑着说,你还真把他的话当回事?在酒桌上说此类话是他们这号人的一种习惯,我称之为江湖套话,当不得真。妻子不依不饶说,他都退休七八年了,还跟我们这帮人玩江湖有必要吗?是啊,我也觉得没有必要了,我心想。数十年来,他一直都是以这种热情好客、仗义疏财的豪迈形象与世俯仰,与人周旋,他到死都改不掉了。张司令早熟,至于暮年而熟透,故言谈举止从容不拘,绝不会因食言而在日后见面时踧踖尴尬。这是此类人的高处。反观处世如我辈者,连一句让人欢喜的空头承诺都不敢说、舍不得说,又凭什么团聚人心,共襄盛举,干大事,成伟业呢?有个叫东郭敞的齐国人,为人贪婪,希望有朝一日发横财,得万金。他的弟子说,如果师傅发财,希望能賙济像我这样的穷人。东郭先生不肯,他说他要用这笔钱买个大官做做。于是他的弟子怒而离开他去了宋国。商鞅评价说,东郭先生珍视尚未到手的虚幻财产甚于他已经拥有的实实在在的弟子。我在上高中时就读到这个故事,我曾嘲笑东郭先生,可几十年过去了,即便在我自以为晚熟的今天,却仍做着和东郭敞差不多的蠢事。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张司令那样把虚假的恩惠慷慨地施与那些需要它们的实实在在的人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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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从十多岁到二十几岁,我的身边一直有着各式各样的早熟者:生理上的早熟,思想认知上的早熟,为人处世的早熟。只是当时我还不懂什么叫早熟,也看不出人家的早熟,天真的以为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就该是我的样子:清瘦骨感,能吃易饿,简单直白,善良单纯,怜贫恤弱,尊重权利,遵从权威,爱党爱国……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属于做人要素的东西有些根本就是矛盾而不能共存于一身的。最基础的早熟往往表现得简单而质朴,比方说:会说话,就是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哪些话可以当面说,哪些话只能背后说;哪些话可以台面说,哪些只能台下说……这些貌似简单的日常真正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在我经历过种种挫折,伤痕累累,心灰意冷的时候,我开始懂得这些道理。我曾尝试着去改变自己,暗自模仿那些成功的早熟者们说话、做事、与人交往的神情与方式……但发现根本做不到。摇唇鼓舌、举手投足,必有损益。于是我意识到所谓早熟,所谓一个人的全面成熟,其实还跟性格有着莫大的关系。也许你觉得此类早熟属于早熟中最低等的,毫无价值,但无可否认的是,此类早熟者在我们的文化背景和我们的体制框架中总是受益最多的那部分。

也还有另一类的早熟者,是那种在洞明世态、了然社会上有着卓尔不凡的慧见者。这类人往往会走向人生的两个极端:或成为治国理政、教化人类的台柱大儒,或成为孤独的高自标置的迹近猛兽的愤世嫉俗者。大学时代我有个饱读诗书的同学,按他自己的说法,在他八岁的时候就想强奸独居解放路101号的一个年轻貌美的离异女子,绝对算得上早熟。他总是感叹说,女人是魔鬼的战舰(乌贝尔蒂诺修士语)。有个周末,别人都去上自习了,他来到我的宿舍,于是我们又开始一个长达数月争论不休的话题。我是个情绪容易激动的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要理屈词穷时,就会瞪眼骂人。而他对我的种种粗暴行为从来都是一笑置之,他从他脏兮兮的裤子口袋里摸出一枚五分钱硬币在我眼前晃了晃说:

它的两面是不是一样的?

我没瞎自然知道不同,我说。

那么,你去问烈士墓兴邦百货店店主张四海,不同的币面是否意味着购买力也不同?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更加恼火。

我是想说,你赞美的那个社会形态,和你所诅咒的害死忠臣良将的那种社会形态就像这个五分钱硬币的不同币面。

我从他手里要过硬币,告诉他我要仔细看看。我走到窗户边上,然后用力扔下窗户。

他笑着说,有时我觉得你就是个流氓,如果你是政客,就是政治流氓,你会无恶不作。

这件事让我很多年都耿耿于怀。十年前,我和他重逢于大学校园。散步时我忽然问他:

还记得我扔掉的那枚五分钱硬币吗?

怎么不记得?他脸上依然浮现着数十年前那种令我恼火的微笑。那枚硬币是我从粪坑里捡起来的,因为我蹲坑时它从裤袋里滑落下去。尽管我洗了又洗,总觉得有点屎臭。

看来我扔对了。我说。

自从被你扔掉,我就变干净了。他说。

这位同学就是我想说的早熟而偏夙慧之人,他的早熟和我的那位退役司令老乡的早熟是完全不同的。张司令的早熟偏重于为人处世,这位同学的早熟偏重于生理和对世界的认知判断。他的生理需求早我十年,对社会做出客观认知早我三十年。而且他是我遇见的少有的始终如一的人。由于他的这种一以贯之的早熟,某种意义上耽搁了他的事业,阻碍了他的进步。套用胡叼盘“给所有人都发钱等于没发”的句式,我这位同学就属于“如果早熟的观点到晚年都还在坚持就等于没熟。”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不少早熟的人,到了中年时期,就改弦更张,不再坚持早熟的观点,与时俱进,或得高位财富,或享盛名尊崇,人生丰赡而美好。

纵然早熟者有着各种非凡表现和成就,而在当时,像我这种少年懵懂、中年混沌的非“早熟”之人甚至都不能正确对待和评价他们,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奸诈、刁滑、不诚实、没骨气……”我会寻找各种带有明显贬义甚至恶意的词句来形容那些早熟者,评价他们的早熟行为。这当然是愚蠢而错误的。应该看到,早熟是一种生活智慧,它并不排斥奸诈和狡猾,更遑论机智。无论大埃阿斯、菲罗克忒忒斯和涅俄普托勒摩斯如何蔑视俄底修斯,但没有俄底修斯的奸诈和计谋,恐怕希腊人永远不能攻入特洛伊进行屠城灭国,这些蔑视俄底修斯的英雄们可能全都会战死在由太阳神阿波罗和海神波塞冬亲手建造的坚不可摧的特洛伊城的高墙之下。

如今我意识到了自己当初的错误,也对早熟有了正确认识和评价,因此我有理由认为自己抵达并跨过了晚熟的门槛。

 

 

 

我把自己定义为晚熟的人。达到晚熟,我竟跨越了两个世纪。我不知道晚熟是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词汇。但我只把它定义为一个人的认知状态。我的认知状态成于我一生中的迟暮之年,仅此而已。我这样说是担心有人别有用心或粗心大意把晚熟和晚成混同,进而讥讽我沾沾自喜。晚成不仅仅是一种年龄上的认知状态,它更表示了认知状态的绝对正确和基于这一认知取得的人生的极大成就。至于何为人生的成就虽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定范围的超强影响力。产生影响力的自然可以是权力财富,德行威望,也可以是学术见识,发明创造。

晚熟就是晚熟,它是一个辛酸和孤独的词汇。表示一个人一直到晚年才明了为人处世的规则和潜规则。晚成则不然,在它出现的场合必前缀以大器二字。这决定了晚成的分量、气场和品阶。望文生义的人总以为大器必致晚成,这当然是错误的。大器晚成只揭示了成功者的一种形态,往往附带了感慨和赞叹的感情因素。一方面感慨成功者经历了太多的时间磨难,一方面赞叹他终于成功,且由于漫长的磨难而致成功尤为显著。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潘晓提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颠覆性伦理观,继而有人公开质疑:一个一米八几的男人凭什么可以统治所有人,左右所有人的思想?我的朋友中的早熟者也在宿舍里提出这个问题,我从他们的口气和神态知道,他们对声称“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潘晓持同情和支持态度,他们的内心都不服那个一米八几的人给他们规划的人生之路。但我服,他去世的时候我14岁,我清楚记得我穿一件多处补丁的旧卡机上衣,卷起裤筒(那是一种当时极为时尚的布料,将日本进口的化肥包装袋染成天蓝色制成)打着赤脚,站在我家东边的荷花塘埂上,清泪连连,发悲怆一问:从今往后,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有着那种真诚感情的我,此时自然而然会站出来大声反驳他们说:一米八几还不能让我们臣服,你还想他长多高?摸着天?我这么高也不过一米七几,他比我还高一个头,他当然能统治我们。而他们则用刚刚学来的哲学知识来嘲笑我:马克思主张怀疑一切,我们理应继承他大无畏的怀疑精神。我必须认输,我承认我无法反对他们的马克思。我的身体最高的时候大约有一米七五,在宿舍算是第二高的人,在我心里,我算是一个身大力不亏的大块头。这种优越感直到我工作的第四个年头才被粉碎。那是个冬季,我乘坐时速最高不超过80公里的绿皮火车到省城送卷宗。我穿着单位发的冬季制服——那是当年冬季才有的福利——一件又短又肥的棉袄,由于太短,棉袄的后下摆总是翘在屁股上,这让人想到《庄子-说剑》里的那个剑士的装束: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由于匆忙,我在月台上和一个男人碰撞了一下,我和那人都忽地站住,瞋目而视。十秒之后,我艰难地吐出“他妈的”三个字。那人说了声“你骂谁?”同时抬手推了我一把,我顿觉一股大力撞在我身上,噔噔噔退了五六步才站稳身形。此时我才瞩目于他的身高:膀大腰圆,方面大耳,威风凛凛,身高绝对在八尺开外。我一句话也没再说,灰溜溜跑了。我边跑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原来既不高也不健壮。我自己的形象在我的内心崩塌。然而我当时并没继续做更多的思考,比方说:一个一米八几的男人凭什么可以主宰十亿人的命运?凭什么都得听他的?

接下来的时光,我在浑浑噩噩中艰难度过,工作,住房,妻子失业,孩子上学,母亲离世……等我从噩梦中醒来,已经是二毛难簪,大衍知命之岁。可能是受到悲凉、慷慨的迟暮之感的启发,我忽然意识到我成熟了。当我回顾那场因潘晓而引发的伦理价值观大讨论事件,才钦佩、感叹亦复自惭地看到我的朋友们在社会认知上的早熟,竟比我整整早了三十多年。我属于真正的晚熟,如今我感觉被洗空的脑子装满了我自己东拼西凑的东西,尽管有些乱七八糟、不成体统,但它们确实是我自己的。晚熟的标志是我在任何意见领域都是绝对的少数派。其实用“派”这个字并不合适,因为我不属于任何派系。不仅是认知上经常地和主流的、众多的、权威的大相径庭,从感情上说,我更倾向于做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坚定的彷徨和怀疑者。如果用时下流行的“大数据”来说明我的成熟的话,那就是我确实不再相信而且是坚决地不再相信一个一米八几的人可以主宰四分之一地球的人的命运。

不过吊诡的一幕出现了。我遇到了那些当年曾经嘲笑、否定一米八几的人的早熟朋友们,从谈吐中得知,他们的认知似乎又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我的那种认知状态。当然这只是表象,也许他们内心另有打算。但我从他们谈吐中对现时现世充满感情的赞美看,不像是另有打算的人,就是说他们是发自肺腑的。当他们面带微笑时,我能看到他们的心也在微笑。当我从他们谈笑的话语涡流中回到我独处的斗室时,我一阵惶惑,一阵羞愧。我很想用“过早的洞察人事,谙于世故预示着本性平庸”这句叔本华的话来对他们做一个差评,但我不能。我意识到我真的理解了识时务为俊杰和与时俱进的深刻社会意义,意识到我的所谓晚熟不过是一种短视和谬见的累积,一种错上加错的正确。当我陶醉在他们三十年前的认知水平里时,别人已经走过了数轮“否定之否定”的认知升华历程。那么,接下来我要再来一次悲壮的自我否定吗?经过一番思索,我决定放弃否定之否定的自我革命。原因是太麻烦了,太累了。保持思维的一惯性和思想的稳定性,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是最养生的。此时我想到了我那位八岁时就想强奸女寡妇的朋友,只有他还在一如既往地坚持早熟年代的认知,并笑骂一切。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乏被人抢去一斗米而视他为仇寇,又因他反过来施舍一个馒头而视他为恩人的人。我不想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肯定中折腾自己,我精力有限,喜欢简单一点看人对事。无论对错,我要坚持我的晚熟时的认知,以保全我简单且充满谬误一生的最后一点薄面。我与我周旋的太久了,今且年在桑榆,宁作我。

瓦雷里说,“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人生不也是如此吗?

“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如果这种境界是一种晚熟境界,我有什么理由不保持恒久远眺的姿态呢?

关于作者: 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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