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树带爬墙，如我这般大岁数还是乡村少年郎时，差不多人人都干过，算得是童子功了。只是，这两项童子功多半跟饥饿有关。
那时候在乡村上树并不是登高望远，爬墙头也不是偷看隔壁小芳姑娘，多半是为了摘桃子偷果子吃。我12岁开始每天要走两个圩心、过一条河、翻一座山，到甲午海战中的将领丁汝昌故里石头上初中。上学途经石头鸡鸣山口，有几棵枣子树。花开时节我们就充满了期待与幻想，到花落见果子时更是勾起了小伙伴们的馋虫。枣子还未熟时，枣树人家一个老头每到上学、放学时间都持棍子坐树下，仿佛每一个路过的学生都是贼，凶巴巴的驱赶学生，不准靠近枣子树。枣子红了，老头子的眼睛也红了，见到学生在枣树下逗留便拿长棍子追打，后来发展到竟不许学生从枣树下过，我们怕打只好绕行很多路。原本对那枣子的诸多美好向往，早被那个坏老头子搅得粉碎。
时隔许多年，我离别故乡漂泊在外谋生，竟还做过与那鸡鸣山口枣子树有关的梦：金秋阳光暖暖的，我们放学路过枣树下，老头子从竹筛子里抓枣子塞给我们吃，并叮嘱我们不要爬树了。我沦落到江南山中后，栖居地居然有一棵老枣子树，我如获至宝，经常松土施肥，几个春秋下来树冠越来越大，花开时节引来一树蜜蜂飞舞，“嗡嗡”声不绝于耳。枣子熟时，又飞来满树的鸟儿啄枣子。我没事时静立树侧欣赏，从来不去惊飞一树鸟儿，一是现在枣子早已不是稀罕物，二是见到这些鸟儿总会想起年少时在枣子树下被那个老头追打的情景。其实，我在心里早已原谅了当年那个枣子树下拿棍子打我们的老头，那时怕人上树来摘枣子是因为穷。现在鸟儿来吃枣子，我不能变成鸟儿们眼里的一个坏老头子。
就是当年贫穷的年代，丁汝昌故里的石头也并不都是坏老头，还是有好老头子的。有一个叫谈注渠的老头就是个大好人，一些学生家贫掏不起学费回家种田，他帮缴了学费到田间地头找孩子回学校读书，受他恩情的许多乡村孩子后来考学离开了石头。有一年教师节，在省城工作的李永东、盛作年、唐燕朝、夏注滨等同学临时起议：回石头看望谈注渠老人，大家约定都要奉上红包。我们那天一共去了二十多名当年的学生，谈注渠老头兴奋不已。我们都挤在一张桌子上，坐不下就站着陪谈老爷子喝酒，他能讲出每一个人当年的嗅事逸闻。去年冬季，李永东与薛荣年、夏注滨等人还捐赠40万元在故乡母校设立“谈注渠助学助教基金”。这些曾经的少年忆起谈注渠这个好老头，都记得他把学生当自己孩子，每天陪着孩子们学习。晚上八九点上自习，不管是冬天再冷、夏天再热，他都在外面走廊上巡视。如今也是老头的昔日少年郎希望谈老头的爱心星火延续下去，温暖一代代故乡学子们。
我在省城一家报社当社会新闻部主任，有一年寒冬在报纸上倡议“市民捐赠衣被，温暖乡村人家”。结果市民捐赠的大半新衣被装了满满两大军用卡车，我用手中的“权力”将这两大车衣被送往石头。当时石头刚调来一个书记叫郭新生，他让当地老农带我与记者刘中礼、彭玲、朱艳琪等人随机走访了几户受赠农户。有一户人家父子俩，我揭开床单底下全部是稻草，没有垫被。那孩子在上小学，也姓何，回答我们提问时，干脆利落，看得出极为聪明。小朱与彭玲见之可怜，我们四个人约定合伙帮助这个孩子读书生活。大约一周后，我联系时，当地人告诉我：小孩父亲死了。之后再联系，称那孩子送往亲友家了，从此失了联系。至今想起此事，仍觉得心有不忍。
我们老家最“风光”的一次大葬是99辆黑色奥迪车绕城三圈，然后才把一个死老头送进火葬场。这个老头的儿子在外发了大财，对家门口人抠门，口碑不好。老头仍住在乡下，还经常练习儿时的“童子功”：上树带爬墙。现在乡村留守妇女多，一个老头喜欢爬墙总不是个事儿，他几次从墙头上跌下来受伤，有人说他迟早会跌死。这一次果真是跌死的，他家门口树多，树上鸟窝也多。他嫌鸟吵人，用棍子捣掉过许多鸟窝，树高处竹杆子捣不着，他搬来长梯子靠树干上，爬上梯子拿长竹杆子捅鸟窝。一发力，梯子歪倒了，他与鸟窝一起从树上飘落于地，乌乎哀哉。老头儿子回来，平时不大喜欢这家父子的“山人”看日子，掐指一算要在家停放九天才能出殡，天天大摆酒席，热闹九天，用那么多奥迪车送行，最后还是落得一片骂声。
树上结枣子也好，人有钱也罢，若是失德可能会埋下许多祸根。仁者与万物一体，相容共生，众生平等。积善成德总不是坏事，哪怕饥饿时候，哪怕发了大财、走了大运时候，都不能丢了善、缺了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