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像一支犀利的箭头，从校园中心那片大树遮盖的浓荫里透射过来。马达般灵巧的踏板，柳絮一样的欢快的麻绳，还有飞翔在秋千上的我，迅速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给锁定了，我神采飞扬的世界突然变得一片空白。跳，快跳呀，老师已经把卷子拿进了教室，跳迟了就来不及了。刚才还在旁边喝彩的几个突然就没了踪影。怎么跳呀，刚晃到最高点，跳下去还不把我身上的部件摔伤，对着没有人影的操场，平时还算淡定的我突然就紧张到了极点。摔伤就摔伤吧，不管胳膊还是大腿，只要老师不用教鞭敲打脑壳就成……另一个我站在头顶对自己说。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生活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周围的世界已经变得十分安详，可我的心却一直悬在操场西北角那只摇摇晃晃的秋千之上，一直在不厌其烦的重复着同一个睡梦，一个困在秋千上无法参加考试的噩梦。
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一个体面或者吉利一点的睡梦，结果让现实给毫不留情地粉碎了。我原本自由不羁的心就这样一直系在了四十多年前那个摇摆的秋千上。
一
七八年初夏，刚刚恢复高考的中国，迎来了第一次高中升学考试。对于我们这些高成分的地富子女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一种录取方式的变革，而是一次受教育权的彻底解放。不久前被大学录取的大哥和正在一中备考的三姐，让本来就对我们要求严格的父亲更加坚定。于是，摆在自己面前的路横竖只剩下宁县一中这一条道了。
入学考试头一天，早胜、平子、中村，甚至长武、正宁方圆几十公里的初中毕业生奔着一个目标来了。带队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学校就两三个学生宿舍，再挤就自己想办法。同学们一听全都红了眼，也不管床板净还是脏，一下子就冲了上去。晚上睡觉的时候挤不下，大家只好打颠倒睡。用老师的话说，大家到这里考高中，能有巴掌宽的一溜床就算是幸运了，想挑剔回家挑去。
两天四门课，连感觉都没有就考完了。有把握没希望的卷子一交就离开了，留下那些心里没数的，站在教室东面的操场上吵架一样讨论着自己的答案和分数。我忘性大，自己做过的题一转身就忘了答案。姐说，忘就忘了吧，赶快回去，家里的麦子黄了，就等着割哩。
麦捆躺在大场上，还没开始打碾，榜示就出来了。姐告诉我，你是正取生里面第八名，我高兴的差点没晕过去。姐又说，正取生前头还有三十名优等生，我一听，情绪立马象被霜杀了茄子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精神起来。好在我们二班也是成绩靠前的快班，且和尖子班的带课老师基本一样，所以，郁闷了不长时间之后，我的心情又开始变得释然了。
所有的同学都是奔着考大学一个目标来的。于是，从开学的第一天起，大家就开始了白热化的竞争。
早晨，还不到起床时间，有人就抹黑进教室了，等到上操集合的时候，操场上基本上已经书声琅琅。为了争取时间，课间十分钟，很多人连教室都不出。中午吃饭，有些人干脆连宿舍也不回去，啃几口冷馍馍就把算中午饭给打发了。回宿舍吃饭的人也没有闲着，打水的队列里随时都能看到背外语单词的同学。晚上，熄灯钟响后，所有的教室里仍然是灯火通明，没办法，学校只好组织值周老师挨个把学生往宿舍里赶。
那时候，高中教材还没有统一，省编的课本不仅内容庞杂，而且难度也非常大，特别是练习题后面那些带*号的参考题，连老师也考得团团转。可大家一点也不惧怕，难就难吧，再难也比在太阳下拉架子车容易。记得每个章节后面差不多有近百个练习题，全是必做的，做就做吧，怕做作业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代课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说，想做非常之人，必须付出非常之努力，考大学也是如此。要想考上大学，光做课本上的那些题远远不够，大家要争取多做课外题。那是一个复习资料奇缺的时代，不论是正式出版的，还是复写的、手抄的、油印的，没有一定关系是弄不来的。但再资料再缺，课外题得照样做。于是，大家托亲戚、找熟人、千方百计从外地弄来资料一个人偷偷摸摸地做。没门路的同学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自己没资料就到关系好的同学跟前去蹭，蹭不来就直接偷。
偷书偷资料的事情开始频频发生，老师心里清楚偷书人的良苦用心，处理的时候经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语文老师杨西兴曾明确地告诉同学们说窃书不算偷，遇到这样的老师，失窃者只好自认倒霉了。没办法，有复习资料的同学只好自己想办法，吃饭、睡觉、上厕所，走一步也要把资料别在身上，这样一来，丢书的事情一下子减少了许多。
二
入学后的开学典礼是在操场西边的土台子上举行的，除了开学后的工作安排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为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老师们落实政策，当王德泰校长宣布完为权礼等23名老师平反的决定时，全场发出了暴雨般的掌声。大家心里明白，这些受迫害的老师，恰恰是当年校园里学识最渊博思想最活跃的老师。
重新回到教学岗位上的老师们迎来自己人生的又一个春天，刚刚入学的我们成了这个春天最幸福的受益者。
刚回到学校不久就被任命为校长的权礼老师是一个非常让人尊敬的长者。他对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解。记得有一次，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在教室里开夜车，让学校的值周老师抓到了。第二天上操的时候被学校领导点了名，弄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在熄灯后去教室里学习。过了一段时间，老校长到我们班上检查自习的时明确的对我们讲：一般人其实都不是天才，要想取得好的成绩，就得从勤奋开始，我赞成学习成绩赶不上去的同学在课外学习，不开夜车你成绩赶不上，再遵守纪律也是白的。从此以后，我们好像再也没有担心过因为开夜车而受到学校的批评。
四十多年过去了，同学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除了依恋那段时光之外，也特别怀念那些教育我们成长的老师。当年的那些老师当中，对学生严厉者居多，像当过我们班主任的米维泰老师、韩廷章老师、杨重礼老师，带过我们俄语的李生辉，现在谈起来大家仍然心存畏惧。米老师表面厉害，但从不算后账。有次中考复习时，我和几个同学在六角楼下面用青草拨着蚂蚁在土里玩，当场就被老师踢翻在地，并且就地罚站了一个下午。一九九三年，米老师来西峰和我一起监考，谈到当年他体罚我们的往事时，他一件都想不起来，只说当年的我们确实很调皮。
因为在文科班数学成绩相对不错的缘故，脾气暴躁的杨重礼老师一直对我这个当学习委员的学生很器重，很多同学私下都说老师偏心眼。不料，在我去领高考通知书那天，杨老师对我的态度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子，他非常激愤地把通知书扔到我面前让我滚。时隔多年，一想起老师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神情，我就就觉得内心无限的愧疚。十多年前，远在湖南的杨老师发短信鼓励我说，希望我能够对国家和社会能做出一定的贡献。后来，我多次联系老师寄书未果，现在想起来仍然痛心不已。
相比之下，曹惠老师、张炳银老师、王万胜老师则要亲和的多。高考的前一周俄语课的时候，我们几个从教室溜到操场上背政治，结果被曹老师揪着耳朵抓回到教室里。张老师是全县有名的历史教学权威，可他在我们面前从不摆架子，他写的教案和粉笔字虽然形体很小，但看上去很有力道，他上课的时候喜欢背着手在过道里边走边讲。王老师喜欢和同学们下棋，班上很多同学都找他较量过。有一次，王老师和我们几个打赌玩，我们偷了他的一个炮和一个马，最后还是输了，得意的王老师咧着嘴直笑我们臭棋。
作为一个以中文为职业的教师，我对教过自己几位语文老师一直充满了感激之情。杨西兴老师是我的乡党，下放农村劳动时因为说书很受乡人敬重。杨老师脾气耿直，尽管经过了那么多的运动，但说话做事还是老样子，这与他所擅长的古典文学很不相称。杨老师上课容易受情绪影响，高兴的时候，可以一连给我们背了一节课的唐诗，一说起老师们的记忆力，同学们没有不服他的。
高二第一学期，我们的语文课本变成了全国通用教材，语文老师也换成了教研组长孙仲明，孙老师是我在一中遇到的第一位用普通话讲课的老师，他的惟妙惟肖的讲述风格，让我们真正领教了什么叫如坐春风。他漂亮的粉笔字一直是我们模仿的范本，直到现在我们很多同学的钢笔字里仍带有明显的孙体风格。
当过战地记者的陈于思老师性情一点也不像军人，四川籍的他不管是说话还是讲课总是细声细气的，因为他在写作上的特长，同学们格外敬重他。陈老师脾气很大，但很少给同学们发过。复读班那年冬天，同学们在课间打雪仗，结果把雪球扔到了黑板和讲桌上，看到教室里乌乌七八糟的样子，陈老师非常生气，站在讲台上把我们训斥了半节课，此后，大家便很少敢在陈老师面前放肆了。
大抵是缺少气氛渲染的原因，我们对陈老师纯知识型的课文解读法不是很适应，因此，陈老师上课的时候，打瞌睡的同学居多。于是，有同学就私下说，陈老师是茶壶里煮饺子，有东西倒不出来。十多年后，成了语文教师的我作为观摩者，和同行们一起研讨老师的公开课时，才算真正听懂了老师的语文课。
三
艰苦的环境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情操，紧张的学习并不影响校园生活的精彩。从披着化肥袋子冒雨前往母校的第一天起，我们对艰苦的校园生活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当年的校园里，除了少数几个吃国库粮的干部子女之外，多是青一色的农家子弟。衣服上虽然打着补丁，但大家却把它穿得端端正正，馒头虽然红多白少，但我们却吃得有滋有味。
刚进校的时候，学校还没有机井，一千多师生吃水靠水灶上的几个几个大师用辘轳从井里往上绞水。每学期开学后，总务处会根据各班住校学生的多少测定开水供应量。学校的计量标准是普通的搪瓷缸子，有些家长怕吃亏，给孩子买的缸子偏大，这样一来，每顿饭总有同学喝不上水。没办法，我们值周的同学在打水的时候就想利用各种办法多接开水，无奈，炊事员比我们还要精，开水锅就那么大，你们班同学喝热的，谁喝凉的。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只好在自己身上想办法，遇到那个同学没有喝上水，先打到水的同学就从自己的缸子里向出匀。
其实，没有机井的日子，凉水和开水一样紧张，每天早晨打洗脸水就像打仗一样，从人群里挤出来，不是被踏掉鞋子，就是淋一身冷水，夏天无所谓，但冬天就难说了，往往一节课下来，裤子和鞋子还没有干，冷得人直打哆嗦。
学校打机井的项目终于通过上级的审批。高二学生面临考试，为打井队服务的责任就落在刚刚入学不久的高一新生肩上。听说有了机井之后，喝开水再也不用限量，同学们的热情别提有多高了。晚上到北街附近的涝池里挑水的时候，好几个人肩膀都压肿了，可大家谁也没有告诉老师。
水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终于告别了大铁锅，用起了茶水炉。从水塔矗立在校园里的那一天起，大家再也不为喝不到开水而争争吵吵了。
因为家庭困难的原因，许多同学都是靠步行上学的，因此，到校时你必须得带上一周吃的烙馍。问题是一到上课时间，宿舍里的门窗全都得关上，通风条件本来不好，加之住的人太多，从家里背来的馍馍一两天就馊了，没办法，大家只好把烙馍放到窗台上去晾晒，晒干后的烙馍虽然不怕变霉，但吃起来却非常困难。
相对于生活拮据的家庭来说，能背着烙馍上学已经是一种奢侈了，在烙馍之外没有人会有更高的奢求。除了个别家庭情况好的同学，很多同学泡馍的的调料就是一小瓶子食盐夹干辣面子。时间一长，有人撑不住了，就用平常省下来的一半毛钱到校外的菜摊上买些葱蒜苗回来，算是抓了一顿生活。
为改善老师灶上的伙食，学校在操场南面开了一块小菜地。白天背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菜地里的辣椒长大了，晚上下自习后，趁老师不备，就偷偷摘了一袋子。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做贼心虚，就把辣椒口袋塞进宿舍的顶棚，几个人偷偷摸摸就着馍馍吃，结果，还是让大家给发现一顿就抢光了。
喝水问题解决不久，学生灶上很快就用起了蒸笼。只要你能按时把馍馍送到灶上，就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馍馍。吃冷馍的问题刚刚解决，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大家送来的馍馍有白有红，上课的时间有迟有早，有时候，白馍馍就让个别不自觉的同学给顺手牵走了，丟了馍馍的人只好笼里剩什么吃什么了，不然的话，你就得饿肚子。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同学还是非常大度的，因为从没有哪个同学因为丢了白馍馍闹得天翻地覆。白馍红馍谁吃了都一样，反正馍在自己同学肚子里。
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是校园里最热闹也是我们大家最放松的时候。篮球、排球、体操、拔河，不管什么活动都有老师指导。在我们的心目中，所有的体育老师都有自己的绝活。黄启民老师在木马上做的体操动作，像燕子一样轻捷和灵活；平时看上有点驼背的王万胜老师，一上排球场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踊跃；吴伯孝老师的投篮动作经典而有准确。老师们这样认真，同学们也毫不含糊。那时候体育专业生在我们文科班，那些平时学习成绩不是很好的同学，一遇到运动会和球类比赛明星范儿就显示出来了，他们在场上奋力拼搏，我们在场外振臂呐喊，那阵势别提有多壮观了。
在老师们看来，学习专业的学生普遍有些自由散漫，比如不按时上下课和做作业。其实，这些同学恰好是我们紧张学习的一剂佐料。如果说体育生带给我们的是荣誉和自信，那么，音乐生带给我们的则是快乐和欢愉。我敢说，在当时的一中校园里，最活跃的班级莫过于有特长生领衔的文科班。我现在还能记得高秀珍老师教大家唱歌时的情景，她婉转的歌喉，优美的琴声，把我们对音乐的热情调动到了极致。在她的调教下，班上好几个文化课没希望的同学通过音乐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专业。
七十年代末的物质依然匮乏，尽管学校安排了大量的课外活动，但大家的课外生活仍显单调。距离学校不远就是早胜剧院，不管是唱秦腔还是放电影，校园里都能听得到，于是，溜出学校看电影的事情经常发生。有一年秋天，陕西大众剧团唱《八件衣》，我和几个同学从水塔下的狗洞里跑出去看戏，等到夜深回来的时候，宿舍的门窗已经被班主任老师全部上了锁。没办法，大家只好钻到操场上的荞麦垛里。因为折腾了半晚上，醒来时，全校同学已开始上早操，大家只好将计就计，屈身在荞麦垛里藏着。上自习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看我们没有回来，就派同学们分头去找，当满头荞杆的我们出现在大家面前时，教室里所有的同学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四十多年过去了，那些曾经的生活已经渐渐走向遥远，可一旦我们打开回忆的闸门，往事就会像潮水一样重新奔涌到我们的面前。那白墙青瓦的校舍，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操场，那浓荫蔽日的大槐树，那弥漫着传奇色彩的六角楼和福音堂，还有那些走向年迈或已经离开我们的师长，那些分赴四面八方很难见到面的同学，强烈而又深刻的刺激着我们的记忆，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宁县一中已不单纯是自己的母校，而是很多如我一样的学子寄居灵魂和精神的故乡。
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很经典的话：贫穷后来成为一盏灯。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那段艰苦的生活不正是一盏灯吗。我们的校园生活确实不是非常丰富，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从来就没有苍白空虚过，就让我们把它做为一盏灯吧，虽然是荧荧烛光，但却足以照亮我们每个人漫长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