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长安镇时，也是九月。十几年时光，在这片土地上来来去去，烟熏火燎，熟悉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每一条皱纹，心里还是有很多的不舍。楼下道旁的木棉树，也从初来时的锄把粗，长成了现在的参天之势。每年过了年，年气尚未散尽，它们就急不可耐地开出一树棱角坚硬的红花来。木棉树，不失为一种很有骨气的树，花偶尔掉下一朵来，也一定会摔得粉碎，无法收拾，很容易让人想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话来。
长安镇人多，满大街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听着南腔北调的口音，就知道是真正的民族大融合。而操本地那种呢喃温软的大白话的人倒少数。林子大了，鸟儿多了，大概为了社会治安的考量，当地就多了一个特色部门：治安队，不知道全称怎么说。
其实初到长安镇时，我并不知道当地有这么一个部门。那一年，我帮父亲收完地里的玉米，收拾好一个简单的行囊，孑然一身，一路向南。从西安到广州的长途慢车，是真正意义上的慢车，在车上过了三个晚上才到广州车站。那是我第一次坐这种长途火车，觉得那种刺激的感觉，酸爽。时值九月，北方天气已转凉，南方的空气里却没有丝毫秋的意思，炽热的阳光，炙烤着水泥街道，路边的绿化带中，绿草丰茂，有一种妖艳的大红花开得正热烈。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觉得什么都新奇，虽然工作的事情还没有影子，心情却愉快得不得了。天天顶着太阳，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直到第三天，晚上因为天太热，我拉了张草席，在上沙村的广场上睡觉。天高星朗，树梢微动，半夜无眠，直至夜深，睡意才阵阵袭来。正朦胧间，一道强烈的手电灯光直射到我的脸上，刺得眼睛都睁不开，感觉到一个模糊的身影正在靠近。我第一反应觉得是不是坏人，于是一动不动，直到脚步声近到身旁，猛然弹跳起来，左手抓住来人肩头衣服，右手就是一记勾拳。拳中对方脸颊，噼啪有声，对方一个趔趄，回手就是一棍，正打中我的大腿，声音也很清脆。他手里居然提着一根中空的钢管，我觉得味道有点不对，就停了准备踢出的一脚。对方见状，操着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大叫：“治安队的你也敢打？”等对方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为难我，只说：“没事还不睡觉准备干什么？”我只好乖乖躺了下去，在草席上把自己摆舒服，他不再说话，手电光一晃一晃地向村道里去了。
和朋友说起这事，朋友笑坏了，说：“你厉害！”随后又说，“以后你慢慢就知道到底谁厉害了！”我觉得这小子话里有话。不久，我进了一家音箱厂，厂里要求员工办理暂住证，说没有暂住证，在街上让治安队弄去了厂里不管，我才弄明白在这里的街上行走，风险很大，乖乖花了一百块钱办了暂住证。治安队在街上随机查暂住证，旁边停着一辆白色的厢式货车，没证的就装上车，装满了就拉走，听说是拉到治安队去，我不知道治安队在哪儿。于是出门时就记着把暂住证装在口袋里，生怕自己也被装进那辆厢式货车。常常在街上看见治安队查暂住证，一车一车地拉人，却一直没人查过我的暂住证。那时下班了常闲得无聊，就站在旁边看热闹，治安队员嫌碍事，就会不耐烦地呵斥：“走开，走开！”然后用当地话叽里咕噜地再说一句什么，开始听不懂，后来才明白，那是一句当地人骂人的粗话。
终于被治安队拉走是一年以后的事情。南方天热，一年里大多时间穿T恤，T恤没有口袋，装东西很不方便，因为治安队一直没查过我的暂住证，就渐渐地放松了警惕，出去玩有时带暂住证，有时就忘了带。记得好像是第二年冬天近年关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一个人出去散心，东张西望，根本就没看到几个住安队员在路边等着，等一头撞进他们的圈子，才知道黄花菜都凉了。我说：“暂住证有，没带着！”一个精瘦黝黑的家伙，在路灯昏暗的光线下，像一道黑色的影子，他挥挥手里的铁棍，指着后面的厢式货车，说：“上车。”根本就不想和我啰嗦。我说：“我让同事拿过来吧！”影子说：“上车，上车！”还跟了一句当地骂人的粗话，伸手来拖我，另外两个队员见状，也伸手帮忙拖我。我像一条被抛到岸上的草鱼，想蹦跶几下，可想想也是白费力气，没啥用。回头张望，路灯下的街道，影影绰绰，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也看不见一个熟悉的脸孔。我只好上车，车上的人越来越多，渐渐地人挨人挤不下了。车门关上，车里没有了街道上的嘈杂声，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只能感觉到旁边人呼出的热气，在脸上，在脖子上，一下一下，一热一热的。
治安队和村委会在一个院子里，关人的房间在后院。一排平房，隔成一个一个大房子，铁栅门，里面有一个套间。房子里黑糊糊的没有灯，从铁栅门透进来的路灯的光线，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楚人脸。我进去时，里面已有五六十个人了，转到里间看了一下，靠墙居然一排排的全是粪便，臭烘烘地让人窒息。原来关进来的人吃喝拉撒全在这个房子里！房子里的空气让人无法忍受，我只好挤到铁栅门跟前，手握着门的方铁管蹲下，这里的空气要好一些。旁边蹲着的也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我见他侧脸看我，就问他：“怎么出去？”他说：“要朋友或者老乡来赎，200块钱！”我说：“没人赎了咋办？”他说：“没人赎的话就送到樟木头收容站去，在那儿干活，有工钱，但钱少，等够买车票的钱了，就遣返回老家去！”我想，原来想回陕西，还有一种方法！
这时，院子里走过来两个人，一个干瘦，一瞅就知是治安队的人，另一个是中等身材，身体壮实的年轻人，在旁边点头哈腰地说着什么。治安队的那个人在门外吆喝：“李相斌，李相斌，出来，到门口来。”房里人群骚动，有一个人答应着：“在，我在这儿！”可能因为紧张，或者激动，声音都变调了，一边向门口挤过来。等门重新锁上，大家又都恢复了安静，我问那个小伙子：“你咋办？”他很轻松地说：“我已让人给老乡带话了，等他来。”我说：“你在哪个厂上班？”他说：“恒昌鞋厂。”我一听，这不就是我们厂隔壁那个厂吗？这么巧！我一激动，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直晃：“兄弟，我是源和音箱厂的呀！你过会儿出去了，给我们厂保安说一下，我叫王卫列！”他听说是邻厂的，也很高兴，连声说：“没问题，没问题！”
“丢雷老母，我们厂的工人你们都抓，呢得衰仔！”声音很大很宏亮，一听这熟悉的夹杂着普通话和白话骂人的声音，我就知道厂长来了。我们厂的厂长是工业区旁边上沙村人，人长得高大魁梧，黑脸皮，大眼睛，很威武，一看就知道是个不好惹的角色。但他和我一见如故，很投缘，我进厂时是车间的员工，工位是开大料，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又辛苦又劳累的活儿。厂长很快把我调到仓库里管理仓库，职位是仓库主管，还有仓库的十几个搬运工也归我管。虽然二十出头的我，当时根本就没有管理经验，十几个三四十岁的搬运工，早都混成了老油皮，很难管，没少给我惹麻烦。但仓管好歹也算个小领导，工作轻松，工资待遇也上了一个台阶。最明显的标志是吃上了四菜一汤的干部餐，不用再端个洋瓷碗去窗口挤那两瓢白菜炖土豆了。厂长把我带出来，在我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说：“我不回厂里去了，几分钟的路，你自己回去，下次出来记着带上暂住证。”
这次经历，我基本上算是深刻地领会了朋友说的“以后你慢慢就知道到底谁利害了！”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另外，我还知道了一个神密但我并不向往的地方：樟木头收容所。治安队设立的初心，当然是为了辅助公安机关管理当时人多为患的治安状况。组成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农村的无业游民，良莠不齐，啥货色都有，有一段时间因为人手不够用，还招聘过一些外地人。后来我租住的小区里，就有一个治安队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包养了一个南下淘金的小姑娘，生了一个男孩。后来还打过一次架，几个当地口音的年轻人，把那个小姑娘暴打了一顿，动静挺大。据说是那个老头子的儿子带了朋友来闹的，小姑娘虽然挨了打，却面色平静，一幅视死如归的样子，终是不了了之。再后来，那个老头子还是隔三差五地来住，好像啥事也没有发生过。
两年后，我还是和樟木头撞了一下腰，不是我亲自撞的。朋友李冰的堂兄被送到樟木头去了，李冰请假去赎，杂七杂八花了八百多块钱，才把人弄回来。我见到他堂兄的时候，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形如流浪汉的小伙子，个子很高，人很瘦，面色蜡黄。他乱蓬蓬脏兮兮的头发里全是白花花的虮子，虱子们在他的头发丝上欢快地荡着秋天。瞅着他的一头乱发，就像瞅一个虱子们的游乐场。但他要求先吃饭，只好先煮一锅面条给他吃，调料都没放齐，他就端着铝锅，埋头其中，狼吞虎咽，显然是饿坏了。从他断断续续的描述中才知道，他也是被治安队在街上带走，因为没办法通知朋友，后来就被送到樟木头收容所去。樟木头收容所里也是人满为患，说是干活，哪里有那么多活可干，很多人被送到附近的工厂，在管控下上班。而他不知为什么被留在收容所里，天天反复地打扫院子和楼道卫生，或者去掏排水沟里的脏东西。因为无法洗澡，又没有衣服可换，住的地方也肮脏不堪，前前后后呆了二十多天，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吃饱饭，就想着带他去理一下发，否则连觉都没办法睡。到了上沙老村子旁边的一个理发店里，给人家的椅子上一坐，胖乎乎的老板娘见生意进门，就一边和套间门口的一个年轻女子聊天，一边拿着理发工具漫不经心地走过来。只看了一眼，就尖叫着跳起来，面团样的圆脸，也变了形。她站得远远的，任我们怎么劝说，都不肯再靠近。没办法，只好出来，李冰和老板娘商量，借用一下她的理发工具，照价付给她理发的费用。老板娘找出一个不用的旧理发推子和剪刀给我们，就不愿再理我们了。我和李冰围着那颗虮子满头的脑袋研究了半天，开始准备给留个发型，结果一剪刀下去，白花花的一片，头发里面的虮子更多，虱子满头皮乱爬，想想剪好后用水洗洗，应该也可以。勉强剪成了一个小平头的样子，打来水反复冲洗，却怎么也洗不掉沾在头发上的那一层白色。左看右看，觉得实在无计可施，只好贴着头皮，又给剪成了一个明光锃亮的秃瓢。剪下来的头发，拢成一堆，点火焚烧，噼噼啪啪，爆豆子一般，只是声音要略小一些。李冰冲洗了理发的工具，还给老板娘，老板娘却死活不肯收钱，说：“算了算了，小伙子弄成这样，也挺不容易的”。
樟木头的收容所，始终没有看过它的样子，后来过了两三年，听说是没有了，改名成了樟木头救助站，只收留无家可归，没有饭吃的流浪汉。治安队的管理也慢慢正规起来，治安队员穿上了统一的正规服装，也不再在大街上一车一车地拉人了。偶尔有事，也去过几次治安队的办公室，遇到的接待也都是客客气气，没有再听见过那句类似国骂的白话粗话。当地的治安状况，却出奇地好，飞车抢夺、拦路打劫、入室盗窃、街头群殴一类的暴力事件，也渐渐地很久都没有听到了。我想，治安队，确实功不可没！
离开长安镇时，也是九月。十几年时光，在这片土地上来来去去，烟熏火燎，熟悉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每一条皱纹，心里还是有很多的不舍。楼下道旁的木棉树，也从初来时的锄把粗，长成了现在的参天之势。每年过了年，年气尚未散尽，它们就急不可耐地开出一树棱角坚硬的红花来。木棉树，不失为一种很有骨气的树，花偶尔掉下一朵来，也一定会摔得粉碎，无法收拾，很容易让人想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