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天空

九月,南方的天空没有一丝云的影子,太阳炽烈地照着大地。 上沙工业区的水泥街道像一口巨大的平底锅,烘烤着其中每一…

九月,南方的天空没有一丝云的影子,太阳炽烈地照着大地。
上沙工业区的水泥街道像一口巨大的平底锅,烘烤着其中每一样东西。路两边春季新栽下去的一排木棉树,都挑着多寡不等的几片稀疏的叶子。叶片黄蔫蔫干干巴巴的,生命的迹象若有若无。看不见一只鸟,老是叽叽喳喳,吵闹得人头昏眼花的麻雀,似乎也适应不了这种酷热,远遁而去。
天地间有生命的活物,只剩下了奔奔忙忙的人群。街上的行人,都张大着嘴巴,拚命地赶路,拚命地呼吸,拚命地求生。这是一个挣扎和奋斗的城市,在这里生活,除了努力努力再努力,除了义无反顾地前进,没有其他路可走。我顶着酷日,在人群中奔忙了十几天,被烈日烧烤得黑糊糊的,差不多快散发出焦糊的味道时,终于在一家叫源和的港资音箱厂找到了一个饭碗。也第一次见到了张明。
随便聊聊的图片

初见张明,是我到工厂报到的第二天。第一天我在那个又黑又瘦的保安队长的带领下,把一堆席子被子碗筷牙刷牙缸等生活用品和几本边角卷曲残缺的书放到宿舍的一张空床上,就算把生活安排好了。第二天正式上班,要安排工作了,所以见到了厂里的总管。张明就是总管。
总管张明坐在一张油亮的大办公桌后面,眯着一双小眼睛,左手托着一颗肉乎乎硕大的脑袋,右手用一支中性笔指了指站在桌前的我:“你,王卫列,到工程部去报到,自己找去,门上有牌子!”调子拖的很长,口音里带着怪里怪气的感觉。车间里不知什么机器,不失时务地发出一声尖利的长鸣,好像是发生了故障。张明的话,我只听清了一句“门上有牌子”,我用求助的眼神看了看站在旁边的一位黑瘦的小伙子,他是和我一起进厂的新员工,希望从他那儿得些提示。那家伙用无辜的眼神回看我,一脸的莫名其妙。我知道,他肯定也没有听清楚。无奈,只好恭恭敬敬地再问张明。张明把笔竖起来,在办公桌上敲着,有些不耐烦,提高了音量,又重复了一遍,尾音拖的更长了。
张明的特点就一个字:胖!一米五几的个子,圆滚滚的身体,走起路来,两只胳膊就向两边伸开,像一双丰满的翅膀,前后摆动。面团似的脸同样肉乎乎的,一双眯眯眼,像用刀子刻在肉团上,一笑,就只剩下两条缝,活脱脱一幅弥勒相。
但厂里的员工都怕他,有关他的传奇故事,在员工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着。传说中的张明,看似一脸和善,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笑面杀手”,有不错的身手,速度奇快,善使双节棍,能以一敌十。又说,他以前是广州街头的黑社会,因为伤人,蹲过几年号子。还有,他和这间工厂的厂长是过命的好朋友。
第一天上班,我像摸象的盲人。厂里生产的怪模怪样的音箱,大小比例,音质和箱体的大小的调整,让我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直到下班时,我还在对着一张莫明其妙的图纸发呆,就听见张明在工程部门口大叫,“阿列——阿列——”。没人理他,我也没理他。南方人叫人,总喜欢在名字中取一个字,再在前面加个“阿”字来叫。我想,这样叫人的本来用意可能是为了显示亲热,但这种“亲热”的习惯最终却沦落成了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叫人的方法,任谁也加个“阿”字叫。地南方的街头混了几个月,我也早习惯了这种习惯。进这家工厂之前,我叫“阿云”,没人叫过我“阿列”,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阿列”就是我。
进这家工厂之前,我一直在南方火热的大街上到处逛荡,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时实在没有钱吃饭了,就在一些招临工的地方干几天临时工,挣点钱吃饭。有一次,一家叫恒昌的生产女人内衣的厂子,为了赶一批急单,招临时工,我就应招进去干了十来天。工作不好细述,一个满脸钢刷子似的胡须的大男人,整天端坐在流水线上,穿针引线,面对一大堆五色斑斓的胸罩内裤之类的产品,很是尴尬。幸好这个零时工持续时间不长就结束了,挣了一些饭钱,离开时,却发现车间那个伪娘主管弄丢了我身份证。为了丢身份证的原因,伪娘主管倒是愿意帮忙,让我进这家内衣厂成为正式职工,算做补偿。虽然能有这种工作机会确实不容易,但为了不再面对尴尬,我还是拒绝了他的好意。但身份证却没找回来,后来为了进这家音箱厂,只好借了一位老乡的身份证,王卫列是身份证上老乡的名字,不是我的。
张明见没人应他,生气了,拖鞋在地板上嗒嗒响,一下子就冲到了我跟前,像一团肉乎乎的肉球,一下子就滚了过来,粉嘟嘟的胖脸,涨满了血色。我吃了一惊,醒悟过来,烫手似把手中的图纸丢到桌子上。张明却挤了一脸的笑,皮肉挤成了满脸的皱褶,一双细缝眼睛里,满是柔和,胖呼呼的胳膊给我肩上一搭:“走,哥请你吃饭去!”
我愕然,心里咯噔一下,啥情况?张明却不管我脸上的诧异,不由分说,拖着我就走。
张明的酒量不错,我却滴酒不沾。张明有些鄙视我,灌下一杯啤酒,用手抹一把嘴角的酒沫:“大男人,连杯酒都不敢喝,还活着干啥?你不喝,我喝个屁酒?”不再理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我择着盘中的青菜,却没吃出滋味来。我一直在心里琢磨,这个初次见面的总管,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

喝了六瓶珠江啤酒,一个个咖啡色的空酒瓶,像一枚枚夸张的手榴弹,摆满桌子。张明的话开始絮絮叨叨地多起来。他的口音听着还是怪,听了一会儿,却发现并不难懂,我也渐渐地适应了他说话的方式。软软的广东话里,杂着些湖南某个地方的口音,并不全完像广东人那种很纯粹的婉转柔媚。
他说:“我本来就是湖南人。”原来,张明的老家在湖南,七八岁时跟着母亲到广州投奔打拼事业的父亲。父亲事业有成,生活就豪放起来,很快另有所爱,但他并没打算和母亲离婚。母亲却选择了和父亲离婚。不久,母亲也另外成了家,他归母亲管。忙着经营各自新家的父母都没时间搭理他,把他给寄宿学校一丢,除了按月给钱,别的就不再过问。读到初中毕业,书是读不下去了,门门功课都考不及格,加之又桀骜好斗,经常和同学打架,学校实在无法管束,图省事,干脆就把他开除了事。
张明低着胖胖的脑袋,不看我,絮絮叨叨地,只管说,但我还是看到了他眼睛里的潮红。初次见面,就和我说这么多,让我多少有点交浅言深的尴尬。但心里想,他是当我自己人,引为知自己的那种,才会跟我说这些话吧。
张明看出了我的尴尬,说:“我查了你的简历,你是读书人,哥读书少,你别嫌弃,哥想交你这个朋友,以后在厂里,哥罩你!”
走上社会的张明,又少了学校的束缚,直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街头混混。他结交了一大堆不务正业的朋友,经常酗酒打架,到处惹事生非。终于,因为一点小事,殴伤一个青年致残,被关进了监狱。虽然,那个青年所受的致命一击,并非他所为,但他是大哥,得有个大哥样,所以他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
在狱中,安静下来后,张明思前想后,把这么多年来的荒唐认真回想了一遍。他终于幡然醒悟,他想到了好好做人。父母虽然抛弃了自己,但上帝没有,还是得好好活着。“从那以后,我好好改造,洗心革面,我想混个人样,像满大街的普通人一样,踏踏实实地活着。”张明满脸通红,举起杯子又喝了一口,嘴里喷着酒气,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我诚恐诚惶,不知道是继续吃菜,还是停下来认真听他说话。张明抬头,瞪了我一眼:“你吃你的。”我低头吃菜,菜更没滋味了。
在狱中,张明认识了一个叫孙维球的人,算得上是“患难”之交。孙维球入狱前是村里的村委会主任,因贪污公款,没擦干净屁股进去的,因为钱不多,事不算大,所以提前出来了。村干部自然是干不成了,好在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浪席卷珠三角,各种外资厂都缺厂长。厂长都需要当地人,以方便帮助协调和处理工厂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各类事情。一时之间,本地的成年男人,只要不瓜不傻,都纷纷摇身一变,成了各种工厂的厂长。孙维球没啥事干,虽然有进去过的污点,但也乘着这股东风,做了这家音箱厂的厂长。随后张明出狱,也想找一份正经差事做,但他读书少,又游手好闲惯了,辛苦的事情也做不来,只好来找孙维球帮助,找一碗饭吃。孙维球对张明当然了如指掌,就利用自己的关系把张明弄进工厂做了总管。孙维球其实就是找个替身,代理自己的职权,管理工厂。厂长孙维球也乐的清闲,又白领一份工资,厂里的事全丢给张明处理,如果没什么大事情发生,一月两月都不在厂里露面。
半天,张明不再说话,我抬头看他。他居然一直用眼睛盯着我看,好像在琢磨着我的心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给嘴巴里又塞了一筷子青菜。他的神态里就有些不自然:“你能认我这个朋友吗?”虽然,只是刚刚相识,而且我老是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此时,我却却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卑的影子。我别无选择,说:“必须的,有哥罩着,兄弟飞黄腾达有希望了。”张明说:“去你婆的腿,狗屁!”
自从认了张明做朋友,我神气多了。每天下班时间一到,总是先听到踢踢踏踏的拖鞋声,张明进来,却不再往里面走,就站在门口,大叫:“阿列,阿列,下班了,还呆里面干啥呢?等着涨工资呢吧!”我只好放下手里的活儿,和他一起出去玩,在街上乱溜达。有时找个小排档吃点东西,有时买些生活用品,有时去理个发,有时去录相厅看录相,有时实在无事可做,就啥也不干,就在厂门口的水泥墩上呆坐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工程部的同事都弄不清楚我是什么来头,和总管是什么关系,就对我小心翼翼、恭恭敬敬的。

关于作者: 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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