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少闲月，五月人更忙”。
一到五月，田里的庄稼就熟透了，金黄的麦穗在烈日的暴晒下劈啪作响。如今，由于联合收割机这个庞然大物推广开来，必须由人负担的劳动强度已减轻不少，“双抢”的紧张劲儿也少了许多。回溯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农家小女孩时，红五月才真正地处处透着灼人的热力。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岗”，可不是，一到农忙，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全体总动员，人多的也要忙上几天，劳力少的就只好几家人“打联”（互助之义）。打麦的头天晚上就要把拌桶借回家，那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农具，融合了一个打麦动作——拌，其实那时也有收割机，只是比较稀缺，不容易借到。然后，就要把镰刀、草帽、箩篼等农具找齐了放在墙角，还有厨房里该准备的食材也要预先一一备好。
第二天清晨4点多，晨曦微露，青壮年们手拿镰刀，抬起拌桶，邀三喝四地来到被露水浸染得湿漉漉的麦地。朦胧中见不远处已有人影在挥镰割麦，就大声招呼一声：“哎，你老兄咋比我还快呢！”对方也嗡声嗡气地回一句：“咋不趁早呢，难道要等太阳下山才出来呀。”嘻嘻哈哈中，麦子已放倒一片。安详的村庄，静静的田野，到处弥漫着鸣虫的欢叫和麦子成熟的芬芳。
那时候，父亲是个吃公家饭的水电工人，单位常年在外包工，一年中难得回家一趟。母亲、姐姐和我三个农村户口，分到一亩三分田。虽说田不多，可两个女孩尚小，肩不能挑手不能拿的，活儿就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肩上。她是个要强的人，早年读过师范学校，当过几年民办教师，嫁到父亲家后便当上农民。当年她身体很强壮，人挺能干，土地没包产到户之前，在生产队挣工分超过了许多小伙子。虽说平常庄稼地里的活儿应付得绰绰有余，可每年一到“双抢”，她也被逼得四处找人“打联”。
“打联”请来的张家大叔、王家大哥都是队里憨厚朴实的乡亲，他们常夸母亲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要说当年，我们家在队里算来还不错，父亲每月有一笔汇款寄回来，有一台全生产队唯一带“响”的收音机，两个女儿又被送到城里读书。母亲在村上做妇女工作，大小算个官儿呢，不过因为母亲讲原则，少不了要得罪些人，他们会否在背地里使坏？也不是没这种可能。那些年月，母亲在农村独撑一门的艰辛是外人所不了解的。
“大华、小华，你们中午放了学就赶紧回家帮李二婶做饭啊！”天不见亮，母亲就摸黑起床了，一边拿镰刀，一边对还在被窝里的我们说。姐姐毕竟大了几岁，边答应着边坐起来穿衣服，我却赖在床上不肯动。早饭是不用操心的，等天亮后去离家不远的饭馆里买一大盆稀饭包子，送到地里就解决问题。关键是中午那一顿，要煮10来个人的饭，光靠特意请来的李二婶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
太阳渐渐升上半空，田里的麦子割倒了一大半，麦杆上的水气被蒸发得也差不多了，劳动的人们被分成三组：一组继续割麦，一组站在拌桶前专事打麦，还有一组在前两组之间搞传输。应该说三组人马都不轻松，但“拌”的动作难度最大，这一重担自然就落到身强力壮者身上。母亲作为东道主，常常要站在这一组。沉甸甸的麦子被举起又在拌桶上狠狠地摔打，麦穗儿自然落在桶里，剩下的的光杆子就被成垛地扔在一旁。母亲劳动惯了，这样的重活儿也难不倒她。她一边打麦一边给众人打气：“我的田不多，大家抓紧点今天就可以打完。”
等我和姐姐放学回家，李二婶已经把一大甑子饭弄好了，菜也洗得干干净净码在一旁，“你们两个小书生啊，把书念好就行了，二婶这儿忙得过来。”李二婶当时50多岁，人长得矮矮小小，做饭手艺却是一流，哪家要操办什么事都喜欢请她出马。李二婶的小孙子篱笆不过4、5岁，也被叫来帮着烧火，两只胖乎乎的小手弄得象小碳球。姐姐换下篱笆，让我给他找糖吃。李二婶的身手果然敏捷，只见她三下两下就把几大盆子菜整齐地弄上桌了，香喷喷地，惹人垂涎。姐姐又找出早准备好的高梁酒——干力气活儿的，离了它不行。
我的主要使命是到田里报告可以回去吃饭的消息。母亲招呼好客人一同走了，把我留在那里当看守——拌桶、镰刀，还有没担回去的麦子，都需要人看着。我躲在麦田不远的树荫下，听自己的肚子咕咕地欢唱，一眼不眨地看着蓝天白云下空荡荡的麦田里，一群又一群的鸟雀前来啄食，想着他们回去大口吃肉、掀天动地的热闹场面，心里真有些不大好受，所幸不多会儿姐姐来换我回家吃饭了。
饭后稍事休息，大队人马又来到麦田。此时正是一天中太阳最毒的时候，强烈的阳光晒得人几乎要皮开肉裂。可能是由于补充了能量的缘故吧，人们的劳动效率反而提高了许多，气氛也活跃起来。打麦的高声大气开起玩笑，割麦的叽叽咕咕说起家长里短。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汗水顺着眼窝、鼻尖往下掉，喝光了一壶又一壶浓茶。汗渍夹着灰尘、麦壳，把人的全身上下弄得黏乎乎的，仿佛有许多毛毛虫在身上爬，那滋味真够人受的，手里的活儿却停不下来。如有卖冰棍的打这儿经过，那就仿佛贵人降临，赶紧把他叫住，一人一支，吃得个酣畅淋漓，直叫人从口里爽到心里。
打下来的麦子一担一担地开始挑回去，太阳也渐渐偏西， 附近有的人家已经打完麦子收工回去，这边没完工的就没了声音，埋头拼命干活，力争在天黑之前把麦子都收回去。李二婶的灶又点燃了，这次不仅煮饭，还要烧大锅大锅的洗澡水。天慢慢暗下来，最后一镰麦子也已收割完，大伙儿拖着沉重的身子和满身的疲惫回去了。只有母亲，还在三轮车上忙活，得把晒干了的麦杆拉回去。萤火虫在四周一闪一闪游动，初夏的凉风拂动她的发梢，汗珠亮晶晶地成线往下滴，但她的心安稳了：这一季的麦子总算全部收回去了。
夜晚，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在小矮桌上做作业，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围坐在堂屋里，吃饭，抽烟，喝酒，猜拳划令，大声谈笑，窗外一轮圆月清朗地挂在半空，万里无云，预示着明天又是一个收麦的好天气–明天他们还将到另一家继续“打联”。
很多年过去，“拌桶”在农村已差不多绝迹，我家所在的乡村变成城区，高楼一幢接一幢不断耸起，母亲和李二婶已离开我们多年，小篱笆也早已到外地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