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已过了做梦的年龄，可是，有时依然还有旧人入梦来。
平时早晨几时醒来，便几时起床。那会儿天气凉爽，思维活跃，力气也攒得足足的。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都很出“活”。入夏以来，我的很多篇两三千字文章便成稿于这个时间段。白天抽空再修改一下，便成了“茶溪听雨”上的文章。
今早照例是四点钟便醒了，只是打开房间窗子，深吸几口清新凉爽的山间空气，懒洋洋倒头又睡了。
梦，便是这个时候光临了，我也在梦里见到了好多年未曾谋面的小兰了：我与小兰，还有两个熟悉的人在一起聊件什么事儿，事情议完了，小兰提议说还去八大碗吃饭。我看了看她的气色很好，人也略比从前丰膄了不少，反而显得好看了许多。
梦醒时分，我将此情景写出来发给小兰。她回复：“你在九华山当神仙，何时回来聚聚？”
认识小兰差不多有三十年了，上一次见到她还是五年前要过春节时，她告诉我：我们一个共同的老朋友，被判死刑关了几年，刚刚出来，她设宴请友人吃一顿饭。那时候，我已离别都市隐入江南山里，友人死里逃生重回尘世来，这个饭局我还是要去的。
小兰讲义气从此一件事情便可见一斑，她富有才情我是早已知道的。三十年前，我在一家企业办内报时，她也在一个远近闻名的村里办村报。那时全省这样的内报内刊互相寄送交流，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也结识了一大批矢志新闻事业的人。我慕名带人找到小兰办报的那座二层楼，上门取经。哪知她当天不在，那时也没有手机与传呼机联系，就这么错过第一次握手。
许多年后，我在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社当首席记者，小兰担任中央一家驻皖报社记者站站长时，我们相遇了。彼此惺惺相惜，我们达成共识：将“认识”的时间倒推到我那次登门拜访算起。此后，她先生创办的公司办公地址就在我们报社附近，隔三差五便邀我们在一起吃饭喝酒，只是她极少喝酒。
记者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无冕之王。其实，所挣的钱也就是养家糊口，还要承受因为新闻曝光而带来的巨大压力与伤害。那段光阴里，吃饭多是小兰掏钱请客。我们以为她先生办公司能挣钱，吃得心安理得。小兰笑说：“你们报纸新闻越出彩，我请你们吃饭的时候就越多。”
这倒是真的，可能记者心里压力大，像我这样采写社会新闻的记者，经常曝光揭露，不知道就会碰到什么“硬石头”上面去了。遇到狠的，愣的，打官司的，我都不怕，就担心曝光事情背后是衙门的背景，那无疑是拿鸡蛋砸到石头山上了。你跟政策制定者、解释者、执法者去讲规论道，对牛弹琴。那时代记者都有家国情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惹了事也不怕事，大不了回家种田，或是换只饭碗端着。有此无畏无惧，方才有点点作为。
现在有时听人说，记者怂了，不顶用，新闻没有战斗力了。不是记者怂，脖子像鱼鹰一样被栓紧了，怎么叫唤？一片森林让啄木鸟没了声音，不是啄木鸟不啄害虫了，是森林病了，病得厉害，怕啄木鸟的啄虫声吵醒了昏睡中的病木。
小兰本就是个出色的记者，她当然深知记者这一行的诸多艰难与内心积累的压力。所以，她喊我们吃饭的时候，大约都是我们正需要喝酒宣泄的当口。我们喝醉了，她便成了我们的坏情绪垃圾桶。
小兰后来遇到许多事情，她都凭借顽强的毅力与超常的能力化解掉了，许多伤痛恐怕只有她独自慢慢消化了。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春节后还未上班，我接到她的电话，称春节前忙没有见着面，有两瓶酒放在公司楼下门卫室，上班后请自去取一下。那个春节，她自己病倒了，正月初六要送先生去上海做大手术。这样的情境之中，她居然还想着我，还有那酒。
哪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哪个人不在奋斗途中？我在省城陪伴妻子经历那么大崩盘时，连我最好的大学同窗也是一年后才知晓内情。当然，我也没有告诉小兰。每个人都在负重 前行，在承担中超越，在超越中重生。
与小兰最近见面的那个晚上，她宴请的那个友人的头发还没长出来，席间也喝了些酒。他称死刑上报最高院核准的那些日子里，每天早晨醒来，眼睛就盯着门看，生怕两个着装人站立到自己身边，有人拿着纸念到最后四个字：立即执行。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行。世上谁活着没有压力与难以言说的伤痛啊。活着就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就更好了。
我江南山里并不是什么神仙，也没有学佛念经，就是个在山里把写作当农活干的闲人。找个时间，下山过江去见小兰，还去美屯立交桥那家八大碗，喝酒，吹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