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值盛夏，热浪一波一波来袭，一浪高过一浪嚣张。于是，躲在空调下的我，竟然眼前出现幻觉：那雪花飘零，白皑皑的山川村庄，一位穿着单薄的小学生在雪地上，萎缩地前行。那时的冬天，自己上小学，从学校回家迎面刮来猎猎寒风，抬头远望，山顶白雪覆盖，一直到春节过后，南山顶上的积雪才渐渐消失，终于挨到“吹面不寒杨柳风”。
其实，出现幻觉不是坏事，瞬间唤醒脑海深处的记忆细胞。那年，我在茶镇中学任教，妻在县城上班，带着两岁的女儿，同时还得照顾年迈的母亲。我俩相隔不到50千米，却如同天各一方，难得团聚，原因是回县城的“316”国道在加宽改造，半年没有通过车。终于熬到月末，准备好明早出发，回县城看望母亲和妻儿。不料，天公不作美，一夜风雪，遍地换上了银装，只有喜鹊在落雪的树枝上吵闹。同事康校长，或许更加迫切，“走，雪停了”。于是，我二人一前一后，开始翻越高耸的茶山。
一口气登上半山腰，浑身冒汗，喘着热气。立住脚歇口气，我看了一眼她，绯红的脸颊，披肩卷发，小巧玲珑，眼角已出现明显的鱼尾纹。她的昵称叫雪花，我俩算闺蜜。不过，如今除了康叔叔和姨姨还这样喊她外，没人叫她的小名。我回首：茶镇的小街被一片云海覆盖，雪过天晴，朝阳之下，白浪滚滚。一座座山峰像小岛一样，在云海上星罗棋布，远处白茫茫，分不出天地村庄来。置身壮观的景色中，心境也顿觉开阔，一点感不到雪地的寒冷，因为路程尚远，走完山路，乘渡船过汉江去赶火车。
我俩继续一前一后，踩在雪地上，发出“嚓嚓”的响声，口渴了，捧一把干净的雪噙在嘴里，味道跟买的雪糕差不了多少，天地原本就像白雪一样。如果，人世间没有战火，没有地震海啸，没有新冠疫情，那该是何等美好？
我俩终于坐上了路过县城的“绿皮车”。
过了年，国道改造胜利完工，我和雪花回城就不再翻山过江赶火车。不过，她很快被调走，担任五中的校长，教学管理的担子全压在了我的肩上。虽然，经常有微信相互问候，但是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偶尔在教育局开会，我俩便坐在一起，挤时间交流工作，传递省市最新的教育信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联系，忽然接到她的电话，说儿子考上大学，请我和几位同事聚一聚。上小学，我和雪花坐一个教室，没有老师便坐一条凳子，悄悄地缝沙包，下课了就在外面，打沙包，撵趟子。上中学了，两人没在一个班，回家做作业却能在一起，每次考完试，各拿一份试卷，看成绩、比分数、找错题，两人常常不差上下。师范毕业后来，我俩又来了一个学校任教，我知道康叔叔哪天过生儿，姨姨哪天退休，我便要跟他们在一起，开心得像过节。我骑电动车，摔了跤躺在床上起不来，她是第一个来看我的同学。眼角的鱼尾纹，比以前更多更深。
不久，我也被调进政府机关，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讲台。可是，每到冬天，我就盼望着，能再见雪花。连续几个冬季，好不容易看见天空飘着小雪，激动地赶紧拿起相机，往城郊跑去，想能拍上几张雪景，或许顺便发给康校长，交流一下当年翻越茶山吃雪的情景。每次都是趁兴而出，扫兴而归，下雪天变得稀罕了，掉胃口似的，几分钟就雪停雪化，刮来一阵寒风。而童年那种鹅毛大雪，一下下几天的场景，再也难得一见。
我进了县城，她却又上调到了汉中，去主编《汉中教育》刊物。虽然，还是做教育工作，间接跟教育工作者打交道，职务却晋升了。又过了段时间，雪花电话来说，儿子在北京成了家，不久要去带孙子。这样一来，我俩更加难得在一起。
手机铃音打搅醒了我的幻觉。我看了看窗外，火辣辣烈日，继续炙烤大地。只有那不知疲倦的鸣蝉，还配合着热浪，不断歌唱。我越发感叹，雪花走远了，即使到了冬季。远去的是我俩在堰塘滑冰的童年，远去的是在同一张桌子上出题阅卷的友情，远去的是同赴山区教育的热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