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起书包上学去

一   文化的父亲十二岁那年,背起文化奶奶用碎布拼缝的书包,走进了村里的学堂。学堂设在村里的老爷庙,…

 

文化的父亲十二岁那年,背起文化奶奶用碎布拼缝的书包,走进了村里的学堂。学堂设在村里的老爷庙,泥塑的神像已经被搬走,庙里的雕梁画栋依然清晰可见。学堂的学生只有二十多个,以前放牛的娃娃,放羊的娃娃都进了学堂。学堂只有一位老师,据说以前是教私塾的先生。老师姓方,村里的人都管他叫方先生,学生娃叫他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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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野习惯的娃娃进了学堂,虽然方老师管教很严厉,但他们野性难改,桀骜不驯。经常趁方老师不在,溜出去下沟上洼,爬树掏鸟窝摸鸟蛋,掐青扭黄,无恶不作。村民告状到方老师那里,则免不了被方老师用戒尺把手背打得通红。学堂二十多个学生,分三个年级,在同一个教室,语文算数,体育图画都是方老师一个人教。村里的学堂只有一年级到三年级,称之为初小,四年级五年级要去邻村的完小去读。村里的二狗是调皮出了名,读书不开窍,歪门邪道样样精通,也是学堂挨板子最多的。文化的父亲好学上进,是班级的好学生,写字背书都行。

 

到了三年级,去邻村的完小考试,文化的父亲与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考上了完小。去邻村的完小读书要住校,要求背被子。文化的父亲苦于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只好放弃读完小。十五岁的他只好收起书包又去放牛。

 

 

 

文化生于文化大革命那一年,父亲便给他取名文化,与社教,建国,国庆他们是伙伴。

 

八岁那年,文化背起母亲用旧衣服做的书包去上学。由于学校教室不够,一年级新生只能在生产队羊圈的窑洞里。窑洞里面的墙壁上用水泥抹了一片,用锅底黑刷黑便是黑板。用土基子垒砌两行像长城一样的矮墙,搭上木板,高的是桌子,低的的板凳,一块一丈长的木板上可以坐六个学生。文化与社教,建国,国庆他们坐在一排。

 

开学第一天,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五个字的语录,领着学生读了无数遍后,然后让同学们写字。对于从来没有握过笔的文化来说,简直就是老虎吃天——无从下爪。坐在一排的社教,建国,国庆他们也是大眼瞪小眼。老师威严的目光扫过来,窃窃私语的他们吓得低着头不敢吭声。好不容易憋到放学,老师宣布这五个字写一页,下午交作业。文化闷闷不乐地回家不吭声,文化的父亲问今天第一天上学的感觉怎么样。文化眼泪在眼眶打转,索性把书包扔在地上,哭泣着说不去上学了。文化的父亲再三追问,才知道下午要交作业,文化不会写。无奈之下,文化的父亲代替文化写了作业。文化看着父亲写的字比老师写的字还好看,担心被老师看穿。下午文化忐忑地把作业交给老师。然后,等着被老师发现,再被老师批评。日落西山,放学了,老师也没找文化,文化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开开心心地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回家了。

 

大学校还是在村里的老爷庙,只是新建三排教室,全校有五个年级,十个老师。校长与教导主任是公派教师,其他八位老师都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文化升二年级后,进了大学校,一年级也从土窑洞搬到大学校。文化算是比较听话的学生,从一年级当班长到五年级毕业,全校学生都叫他老班长。小学毕业,文化如愿以偿考上了镇上的一中,这是家族第一个从村里走到镇上的读书人。社教与建国没考上一中,只好回家种地,刚赶上包产到户,种地需要人手。国庆父亲是国家干部,毕业后户口农转非,随着父亲去了城里。

 

 

 

文化的儿子七岁就读书了,幼儿园毕业,进入小学一年级。学校早已经从老爷庙搬迁到村民集资修建的新学校,一排排整齐的砖瓦房,笔直的马路,平坦的操场,窗户玻璃明亮,学校绿树环绕。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声飞扬,书声琅琅。学校有六个年级,十二位老师都是公派教书。那些老民办教师转正的转正,没转正的有的去南方打工,有的回家放羊。

 

文化的儿子与社教的女儿,建国的儿子也是同班同学。他们从一年级是同学,到六年级也是同学。现在升级不再像文化那个年代,考不及格不能升级。他们从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了,不像文化他们读初一才学英语。学生们穿着崭新鲜艳的校服,在课堂读书,在操场健步如飞,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翱翔。小学毕业,文化的儿子,社教的女儿,建国的儿子都进了一中。后来都上了高中,考上了大学,在省城的大学邂逅在省城国庆的女儿,不过他们彼此并不认识。

 

 

 

去年秋天,文化的孙子也背上了书包,走进村里的学校。文化的儿子大学毕业,在南方的一家私企上班,媳妇在服装厂上班,孩子留在家里让文化与老伴带。眼看到文化孙子上学的年龄,文化一再督促儿子,问孙子在哪里读书。村里但凡有点能耐的都把孩子带到城里读书了,就连在家种地的都把孩子送到镇上的学校读书了。这能不让文化着急吗?文化的儿子却一再搪塞说在哪里读书还不一样,再说去城里读书压力大,城里的学校外地人要就读,就必须买学位房。文化儿子所在的城市房价都涨到三万多了,靠着夫妻俩微薄的收入想都不敢想。

 

无奈之下,文化把孙子送进了村里的学校,但是看到的情况让文化不免失落。以前拥有三百多名学生的学校,现如今只剩下十几个学生,尽管老师再努力,还是无法挽留住孩子们。农村的家长宁可在镇上租房子照顾学生,也不愿意在村学读书。去年秋季还有十几个学生,今年春季开学只剩下九个学生了。

 

社教的女儿嫁在省城,外孙子也在省城读书了。建国的儿子自己当小老板,靠着努力也在南方买了房安家落户,孙子在南方城市读书也自然不成问题。最让文化心里憋屈的是二狗叔的重孙也在镇上读书,孙媳妇在镇上租了一间房,专门陪读。

 

清晨的村道上,文化望着背起书包上学的孙子,孤单的身影,一种莫名的惆怅涌上心头,这村学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关于作者: 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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