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晨买菜，一农妇把最后几斤蔬菜称给我时说，“卖完了正好去做h蒜”。她强调说，“这是好事。”我说应该好好配合。她说，“这是福利，不配合不是呆子吗。”
自此始知，一轮轮民100%H蒜是一种社会福利。本想逃避的我，立马感到羞愧，羞于对赫算本质的认识尚不及一农妇。
尽管我所居住的地方暂时没有奥密克戎病例，但一轮轮民100%H蒜给了我不小的压力，也让我对未来趋势的判断处于谨慎。
事实上，在电话或微信里跟朋友说“疫情结束后找机会聚聚”时，从没像现在这样胆怯和缺乏信心。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产生这样的不祥之兆：疫情根本不会结束。
我已经记不清哪一次说“再见”是认真的（我第一次说再见一定是在十八岁之后，因为之前我从没离开过故乡，不需要对任何人说个此词）了，因为我只知道所有的“再见”都是不曾寄意的寒暄客套话，一句毫无内容甚至不带感情的空泛之词。好比你在某国际邮轮的甲板上，只是因为不经意和某个状貌奇古的非洲大汉对望了一眼，并相视一笑。等到你在汉堡或安特卫普下船时，他俯身栏杆，和回首仰望的你又对上眼了，于是出于某种并非必须的礼节你们相互招呼说“再见”。双方都心知肚明，他们永不会再见。还有一种再见是这样的，两个同事晚上一起吃酒，都醉了，分别时四手紧握，一遍遍说着“再见”。这种再见是必然的，也太容易了，因此毫无意义。再见就是这样，太容易实现，它本身就毫无意义；太不容易实现，它会变得毫无意义。令人绝望的是，“疫情结束后找机会聚聚”——新的情境之下的的再见——正向着这种“再见”的空洞空间滑落——它由“不敢抱再见之希望”的凝重而滑向“本不抱再见之希望”的空虚。它已经距离纯粹的“寒暄之词”只有一寸之遥。
和多数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人不同，我是一个悲观的人，这无关乎地域、人群、时间和制度。就算在天堂，我也是个悲观的人，因而特别能理解那些自杀的人。有时我想，从小到老，我一定无数次萌生过自杀念头，究竟哪一次会成真呢？当我构思《速度之谜》这部小说时，我是按照自己一贯的悲观情绪来构建情节和塑造人物的：几个为悲情笼罩的小角色的无谓挣扎。但出于理性的克制，我没有把死者设计为自杀。尽管我想过这样设计。因为我觉得这样设计可能超越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煎熬中人类所能承受的苦难现实的边际，就是说，当时的情境尚不具备自杀的条件，如果自杀会显得不合时宜而被人耻笑，会显得不够真实。我在动笔写这部小说之前就告诫自己，要写得真实，唯有真实才对得起人们在这场灾难中的不幸和付出。我有时会想，我唯一比那些拿高额俸禄的专业作家值钱的地方就是不合时宜的记录了当下国民的时疾之痛痒，而那些专业作家和杂志编辑们仍乐于酒足饭饱后在宽敞明亮的书房里编排可以使龙颜大悦的战场上以一当十、床笫间一雄双雌、官场上连升三级、商海里日进斗金的幸福掌故，并陶醉其中。尼采曾恼火地说：德国将是惟一需要他自掏腰包出版作品的国家。可我连德国在哪里也找不到。
差不多三十年前我看过加缪的《鼠疫》，那是一本好小说，唯一不好的是故事中有个大概叫里厄的英雄。我不喜欢有英雄的所有故事。灾难面前，没有人会独具只眼，具备伟大远见。世间和出世间唯一有远见卓识的就是上帝。谁站出来说他有远见，他很伟大，就是僭越，就是对上苍的挑衅和嘲讽。我更喜欢《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那个可怜卑劣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了有朝一日能和皮肤皱得像菠萝、阴道干得像夹边沟盐碱砂碛的费尔明娜睡觉，自甘堕落，睡遍所有的妓女……
且回到我的《速度之谜》。我每天在手机上写五百到一千个字，差不多一个月写完。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因为我的右眼由于眼底黄斑病变几乎失明。而这距离这只眼睛白内障手术（2019年12月）也只三个年头，和时疫的历史大致吻合。小说完稿是在某大城市疫情爆发之前。等到那里的疫情往纵深发展，频有哀祸时，我才知道我的小说对死亡的预设是不真实的——我——一个悲观主义者竟然犯了乐观主义的错误。
我生活在相对安全封闭的小地方，但仍然不能过得像平时那样自由自在，出不了市县和州郡之境，进出菜场之类的公共场所要出示各种码。出门就要戴口罩，久而久之，由对病毒、污秽的恐惧而形成洁癖，对那些走在路上吐痰的人、咳嗽的、大口喘息的人、穿着邋遢的人，都会产生极度的厌恶感，唯恐避之不及。
不知不觉中，我已在这样的半封闭状态中浑浑噩噩度过近两个月。每一次诸如清明、谷雨、立夏这样的节令的到来都会让我心惊肉跳，因为它们忠实地提醒我时光在不舍昼夜地流逝。而坏消息总是不间断地从四面八方涌来，从不问你的承受能力尚余几何。我想到了王右军在冶城对谢太傅所说的“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那句话，只不过“效”字宜更为“危”。我会时不时不自觉伸手轻轻触碰自己的神经之弦——它绷得太紧了，它绷紧的时间太长了，它已经在循环应力多次反复作用下高度疲劳并随时都会崩断……一方面我的脾气越来越不安暴躁，另一方面我变得越来越麻木恍惚，失去语言能力。
有时我会把汽车打着，站立一旁听发动机的声音，我能听出它强忍失去运动空间的痛苦和咆哮。我总抚摸着他发烫的盔甲说：老伙计啊，曾几何时，你也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曾为被迫驮盐车上太行而可惜你那颗500马力的雄心，可如今，你只能躲在盔甲里抽泣哀鸣。你就是个命运不济、难以封侯的飞将军啊，刘后村不是说了吗，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但凄凉回顾，慷慨生哀。我说完了，它就报我以一阵微微的抖动。我就这样出神地听着它忽低忽高的咆哮，不觉得吵闹，也不觉得疲劳，一听就是个把钟头。有时我会听见邻人走过身边时的轻叹，也会听到不远处有人窃窃私语：可怜的老家伙，他疯了。
在某些清醒的瞬间，我会感到恐惧。我意识到我已经不再希望，我痛切地意识到我已经失去了爱，就不能再失去恨，否则我就会形销神散。为了维持肉身的存在和精神的运动，我必须且只能选择某种事物或现象，把憎恨加诸其身。这是我想到的可能唯一会产生效果的办法。也许你会问，“既然你都这个样子了，为什么不干脆放弃自己？就像埃兹拉•庞德说的，很多人都死了，其中有最优秀的。你又不优秀，苟延残喘不觉得卑劣吗？”是啊，你说得对，我本想也本该如此的，灾难面前，走几个人算什么？可我要是就这样走了，就拿不到退休工资了。我老婆时常告诫我，“多活一天就可以多拿一天退休工资，为儿子着想，年轻人谋生不易，太需要钱了。再说你工作了大半辈子，一直都在付出，如果走得过早也对不起自己。”她说的有道理。尽管我一直憎恨这类朴素世俗的道理。
很多东西都已经恨过了，比方说那些抬高房价的人和资本，那些满口谎言的人和笑容，那些不义之人和恶行……我该恨什么才有意义呢？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时疫不是天灾，是人祸，因为它几何级的变异似乎无穷无尽。但我不认为是故意的。在这一点上，我和阴谋论者持不同看法。但这就够了，因为不管是否为某人的故意所为，它的制造者都足以让我憎恨一辈子。为了让我的恨有明确而紧密的寄托，就是说把憎恨落到实处，我尽量把憎恨对象想象得具体可感：五短身材，鼻子扁平，瞳距过尺，说话缓慢低沉，喜欢剔牙，便秘尿频，贪名逐利……他们不应该只是一个人，他们在一处隐秘的像地堡一样的房子里搞实验，那所房子大门边挂着某某病毒研究所或实验室之类的牌子，牌子是镀铜的，精致美观，阳光下熠熠生辉。有人说，它在美国的某处，在欧洲的某处……我一笑置之。因为我不能确定，那只是我用来激发恨意的幻境。他们在我的幻境中只是不小心造成泄露，我不认为他们已经有了解药而故意投放……
尽管有人跟我说，目前的情境符合智者的预言，符合《圣经》关于世界末日的描述：地球成为一个熊熊燃烧的通红的火球，世界在一片火海中接受天王老子的审判并灰飞烟灭。但我无法接受这种看法，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又成天灾了。我怎么可以憎恨天意？就算我憎恨了，那种憎恨不也因为我的愚昧和渎圣而显得无礼和乏力吗？
很好，我现在就是依靠我对人祸的憎恨活着，我正滑落在一个狭小而令人感觉舒适的黑暗秘境里，我感觉充实而敌意满满：因为他们剥夺了我的时空，我的自由，我的春天，我的流浪，我的星云和初夏的风。
早上听音乐，一首《神秘园》里的老歌。但我忘记歌名了。我瞅了一眼，被吓一跳，因为歌名居然是《sigma》，这绝不是这首歌以前的名称。西格玛Σ——又一个意同魔咒的希腊数字。据说它在希腊字母中排序第18位，在现代希腊语词里代表6，好在它是数学中的求和符号，18和6两个数字也都是国人的最爱，一个代表发财，一个代表顺。它的顺意能抵消它在病毒变异序列中的位次并达到求和的目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