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破烂的三轮车停在我家有点狭隘的院子里，我指着事先扎好的六捆旧书对那个皮肤黑里透红的中年妇女说，都搬上车。至此，我的书橱清空了所有专业书和名著。
也许是我脑子和我的院子一样狭隘，容不下那些沉重而散发霉味的书籍。同时我也有我的想法，自然，想法多了，脑子容量更少。
“九块九毛八，二分钱就算了。”那妇女用半是自豪半是同情的眼神看着我。我羞赧地告诉她，我身上还真没有找零的二分钱。但问题是我转身回家，五分钟内一定能找到，这就是我羞赧的原因。我握着十块钱破纸币，目送她用力蹬着三轮嘎嘎吱吱驶出小院。我心想，我赚了她二分钱。然后又想，秦始皇焚书和凯撒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都是义举。
我在人们多数不知法律为何物的年代，学过几年法律。我以为出来之后可以戴大盖帽，左右交叉挎两把二十响（又叫快慢机、盒子炮、驳壳枪，据说能射杀二百米外的鬼子）。然而，几年单调沉闷而又孤独的生活差点没送我上西天。后来，我的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我是指我的生活更多地渗入参合到社会的滚滚洪流中。我本来想获取友情的，却额外地和他人产生了矛盾，结下梁子。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我和别人打起来官司。我本以为术有专攻，学有所长，可以秒杀我的对手。事实上，我只做到输赢参半。赢得并不痛快，输得自然窝心。
我趁闲读了一些文学大师的作品，并小心翼翼逐字逐句思索，杜撰铺陈自己的作品。于是我满怀信心寄给一些文学刊物（这些刊物通常只有三个人：主编、打字员、会计），希望他们能慧眼识宝，把我的作品发表出来，让我赚点稿费买烟买茶。但一个月、一年、十年过去了，杳无音信。有一次我给一家杂志社领导写信，问我的作品怎么还没发表。这位领导倒是很快回信了：先生您好，非常抱歉，由于您的作品是十年前寄给本社的，本社领导和编辑已经换了好几茬，唯一没被换掉的清洁工是个半聋半哑的可怜人，你问她什么她都咿咿呀呀，拼命摇头，拼命点头，拼命跺脚……实在找不到您的稿件了。您看您能否……
我不得不烧毁剩下的全部手稿。
有人说，我已经过去的大半人生着实有些像布法和白居谢——两个浮士德白痴。我也曾像白居谢那的样为布法结好套头的绞索，也曾被意料之外的声音救活。不同的是，他们被教堂弥撒的钟声救起，而我则被我饥饿的猫的叫声救起。从此我就尊敬猫胜过领袖。
我觉得该是我逐渐清空脑子的时候了。在那些乏味的已逝岁月里，我的脑子记忆了来自书籍的太多的欢娱和憎恨。我以为它们都是有毒的，聚积的太多必然催生癌细胞茁壮成长。
我的经验是，忘掉书本里关于快乐的叙说是容易的，但要忘掉憎恶和仇恨就显得困难。比方说，你要我忘掉善于仇恨的斯威夫特、福楼拜、乔伊斯、奥康纳简直比忘了挠痒还要难。特别是像奥康纳这样可爱的女人，她的仇恨、嘲笑和蔑视不光直接、无处不在，而且还十分形象动人，你会觉得记得它们是有害的。
况年老之人，目力日衰，瞳如障翳，十步之外，不辨牛马男女。惜视护眼，尤显重要。
对于总想从学习中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人，最终都是失败的。但只有福楼拜把此事纳入反思。布法和白居谢，这两个平庸的抄写员，因获得意外丰厚的财产，到乡下过起隐居生活。他们买来世界上所有装满知识的书，如饥似渴地学习。农事、园艺、厨艺、化学、医学、生理学、房中术、天文、地理、考古、文学、戏剧、教育、通灵术、形而上学……但后来他们发现，当他们掌握了所有学问后，他们变成了白痴。“能看到愚蠢且对之再也无法容忍”的他们，义无反顾地重回巴黎，重做抄写员。有人为了为这两位博学家挽回一点面子，就说布法和白居谢他们俩“不紧不慢，优雅地鞭打着他的世纪（十九世纪）”。我扳着指头算了一下，二十一世纪已过去二十多年。而我却被我的世纪优雅地鞭打着。
时间过得真快。
当你清空自己，你可以活得更自在更幸福也更长久。反证就是可怜的弗兰纳里·奥康纳 ，这位伟大的美国南部女作家，只活了三十九岁，离不惑之年一步之遥。我一直在想，如果她再熬几个月，过了四十，会不会豁然开朗，看开一些事，清空一些知识和想法？然后，活得像亚伯拉罕的老妻萨拉一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