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论语·季氏》
齐景公，在登基之初胸怀治国大略，能够励精图治，虚心纳谏，并任用晏婴为相。登基七年后，齐国由乱入治，强盛一时。而在齐国国力转盛之后，他又滥施刑罚，大造宫室，致使民不聊生。他贪图享乐、生活奢侈，不顾民生疾苦，在百姓怨声载道之时，竟不体恤民情而与晋国争夺霸主之虚名……他一方面需要晏婴、司马穰苴等忠贤之士为其治国安邦，另一方面又离不开梁丘据、裔款等奸佞小人的阿谀奉承。一次，他与众臣夜宴作乐时，晏子叹道：“我听说古时圣明的君主只有正人君子的陪伴却没有酒肉朋友，他只是能做到不亡国罢了！”
伯夷、叔齐，是商末道德高尚的贤人隐士。商亡后隐居于首阳山日日采薇而食，宁可饿死不食周栗。孔子曰：“志士仁人，无生身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伯夷、叔齐两位仁人，以崇高的德行及不朽的精神，位居太史公《史记》七十列传之首，受到孔子、司马迁后世历代仁人君子的称颂与推崇。
齐景公作为一国之君，圈养着四千匹好马，到了他死的那一天，老百姓没有谁对他歌功颂德的。他生前享尽世间荣华，死后却悲凉如一片悄然无声的落叶。
伯夷、叔齐不愿继承孤竹国国君之位，听说西伯（周文王）仁德遍及草木，于是前往投奔，西伯殁，武王起兵伐纣，伯夷、叔齐劝谏其停兵失败后隐居于首阳山中，他们生前并无贪恋富贵，饿死时庄严而无怨，死后却耀眼如划过天际的流星。
显然，在老百姓的心中，自有一杆评判是非功过的天秤，自有一面眏现高尚卑劣的明镜。
《道德经》言：“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自古以来，有满堂金玉的人多如牛毛，不见得谁能永恒的享用这些财富。秦皇汉武，坐拥万里江山，不惜倾巨资以妄求长生与不朽，繁华一世，荒唐一梦。他们的文治武功曾盛极一时，终究也只落得个汉家陵阙、西风残照。太史公司马迁遭武帝残害，仍忍辱负重，以一部永垂不朽的巨著《史记》光照千秋。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曾国藩言“丈夫困而修德，穷而著书”。历史上得道的圣贤们都不会过分在意物质生活上的穷通，而是在困穷之际，修德著书，为后世留下“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精神宝库。
《道德经》言：“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唯有肩有担当、不负使命者才能成为文明史上的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上古时的圣王尧、舜、禹离开了，周文王、周公、孔子离开了，孟子、曾子、王阳明、曾国藩也离开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圣人君子之所以千秋不朽，是因为他们伟大思想和德行的光芒与天地并存。“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肉体终将消逝化为星辰、云霞、山河、湖泽的一部分，但精神的价值可“同三光而永光”。正如诗人臧克家所言“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提到：“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之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步的几点星光。”
这句话尽善，但不尽美。
我们不一定都能成为思想家和艺术家，但至少可以做拥有思想力和艺术感的平凡人。思想家和艺术家们可以散布点点星光来装饰漫漫长夜，我们又何尝不可呢？
《大学》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倘若我们人人都能彰明、发扬与生俱来的美好德行，都能明了、发挥上天赋予的不同禀赋，担负起自己的“天命”，追求达到“至善”的境界。那么，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星光，足以使漆黑的长夜亮如白昼。
我们并不反对追求金玉满堂，但我们更应重视可贵、伟大、不朽的精神。如果我们有金玉满堂，却不能散布一丝一毫的星光，那么这满堂的金玉，又何异于不值一文的粪土？
世界就像浩瀚的宇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美丽的星辰。我们为何不散布那几点星光，去照耀现在的、未来的漆黑的长夜和天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