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地出现了一股采金、淘金热，三堂街金矿应运而生。
三堂街金矿在原三堂街公社的包狮村大队，人们习惯地称为包狮村金矿。这里曾有三次开矿采金经历。
第一次是民国时期，由实业家吴肯孚出资开矿。矿井开在贡照湾一山坡下的稻田里。井口很小，每次只能容1人上1人下，2人相反而行。井路又很陡，坡度为75度或80度，两边有竹扶手，顶上和两边用矿木支撑。没有电，矿工把烧煤油的矿灯缚在额头上照明。没有矿车，矿工用弯扁担，把废石和矿石一担担挑上来。
据当地老年人回忆，曾出过一段时间的好金。后来，因地下水过大，抽水设备不行，而被迫停办。这矿井被称为1号井。只是现在满井积水，深不可测，让人胆颤心惊。
第二次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征收了大片稻田，从1号井入手，准备大干一场。但光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却无科学的实施方案，更无充足的电力和优良的设备作保障，也因地下水过大而夭折。
第三次就是在1975年初的这一次。这是由原益阳地区工业局黄金办具体指导，实行县(桃江县工业局黄金办)、区(三堂街区政府)、社(区属的红旗山、三堂街、湖莲坪、合水桥4个公社)三级联办的三堂街金矿。区、社各抽一名干部组成矿领导小组和矿党支部，任命胡笑山为矿长兼党支部书记，其余4位同志分管政工、后勤、生产安全和对外联络。下设采掘工区、机电组、选矿组和后勤组。确定行管人员5人，分别负责办公室、广播室、工程员、会计、出纳。在行管人员中少一个办公室人员，是由广播员暂时兼任的。
当年，我正在红旗山公社办公室工作。曾同我一道在公社工作的郭章槐同志，已调金矿抓政工，很了解我，便电话联系党委书记刘瑞庭同志，提议把我调金矿搞办公室。当即，刘书记找我谈话。我没有过多的考虑，斩钉截铁地回答:”作为一名党员，我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第二天，我担着行李，高高兴兴地到金矿报到了，开始了新的工作。
创建时期的三堂街金矿，条件是十分艰苦的，真正是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这是当代的年轻人未曾经历过的，也是无法理解和想象的。
百来个矿工，是按4个公社人口比例抽调上来的，没有工资，作为上交工，回生产队按同等劳力记工分，参加生产队的分配，一日三餐实行供给制，住在由当地生产队社员腾出的房间里。
矿部就设在贡照湾生产队的队屋里，办公室和广播室也在这里，队屋成了矿山的指挥中心。
但是，千难万难，都没有难倒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人们，工人们确实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亦不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雄心壮志，以及苦干、实干、拼命干的冲天革命干劲，他们坚持先掘井，后建设的原则，做到生产、建设两不误，终于克服了一个个困难，渡过了一道道难关，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没有矿部，由领导带头，组织工人业余劳动，挖平贡照湾前的一个小山头，从4个公社请来泥水匠、木工，突击两个月，一座崭新的平房便屹立在山头上，矿部食堂、机关和职工便搬进了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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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不足，高压电一时无法接通，便决定在贡照湾右侧山腰修建机房，矿部立即组织工人打出地基，修筑了200多米的上山公路。
三堂街镇到金矿虽有一条毛坯公路，但龙头坝的桥不坚实，发电机组和建厂设备无法运进。便组织50多人的突击队，战斗了一天大半晚，修起了一座钢筋水坭桥。
我记得当时，在家的矿领导和全体行管人员，都作为一名突击队员，参加了修桥战斗。白天，气温下降，乌云滚滚，北风嗖嗖；黄昏，下起了雪粒。可突击队员打着手电，举起火把，不顾泥水满身，汗流直淌，一直坚持把桥修好才收工，直至午夜十二点多才完成。
就这样，经过近1年的艰苦创业，一座新的金矿终于建成了，展现在世人面前。
